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时期,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公众的社会需求多样化等等。面对转型时期公众多样化需求和提出的大量问题,政府都必须做出积极灵敏的反应和及时有效的回复,这就对政府的回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回应公众诉求方面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如何提高我国基层政府的回应能力,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公共管理实践过程的重要内容和系统的政府管理理论的逻辑延伸,政府回应是随着西方政府管理理论的变迁和政府职能的不断变革与创新而逐步得到重视与发展的。同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府的宗旨,这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其回应能力。价值选择、民众期望、制度环境和公众参与共同构成了我国政府回应能力的基本要素,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规定着政府回应能力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政府在提升回应能力方面进行了诸多的实践探索,如昆山市村级重要事项听证会、“12316情系三农服务热线”、政府上网工程的发展等等。这些新制度的推出和新措施的实施,使得基层政府了解公众意愿的渠道拓宽了,同时基层政府的回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从整体来看,迟缓、失衡、低效的回应仍然大量存在,低水平的回应破坏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加剧了社会矛盾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现阶段我国基层政府的回应能力亟待提升。我国基层政府回应能力的提升主要应该从民生和民主两个方面进行思考。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在加强民生建设,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在这些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强,民众的许多要求直接指向政府,需要政府做出积极的回应,而基层政府感受到的回应压力尤其明显。目前基层政府在回应民生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的制约因素,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问题和基层公务员素质问题,就是制约基层政府民生回应能力的两大因素。建立完善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及塑造一支高效的干部队伍,是提升基层政府的民生回应能力的关键。政府回应能力的提升,需要政府提升对民生诉求回应能力的同时,不断地提升对民主诉求的回应能力。如何回应民众的民主诉求?一般有两种路径：一是让民众参与到政府活动中来,即基层政府管理中的民主参与；二是让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即社区中的居民自治和农村中的村民自治。完善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有利于基层政府民主回应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加快我国回应型政府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