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延续之前几年飞速发展的势头，不仅票房收入突破百亿大关，而且在电影生产制作量的增加、电影放映设施的升级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大电影产业也逐步显现，电影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一个新的亮点。然而，事实却并非一直如此。2000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几乎可以看作一潭死水，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个之前还红火的红色电影业由于没能适应市场化改革下的观众需求，一直处于持续低迷中，年票房收入都在10亿元左右徘徊。这个产业明显的转折和变化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的研究问题也在于此。本文试图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重点分析政府对于电影产业的认知建构以及相关制度和政策的转向过程，力图阐明电影产业2000年前后发生转折的因果机制，以完善现有研究理论的不足并指导实践。　　 电影初始是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品产生的，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演进，如今又具备了意识形态和商品的属性。现代电影已经成为大工业时代的产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中国电影业在经历了艰难而又充满辉煌记忆的百年历程后，在20世界90年代跌入了低谷，随后又在新世纪振兴繁荣。　　 新制度主义对产业的研究着力强调认知建构的作用，本文就首先对电影产业的政府认知做出阐释，重点分析政府认知转变的背景：一是经济模式转型的要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之前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这个时候，文化创意产业兴起，成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契机；二是政府清晰的认识到，要想更好的发挥电影宣传主流意识文化、培养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必须要借助于市场化的电影产业；三是政府出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必须要做大做强中国电影产业。　　 在电影产业发生转折的因果机制分析方面，本文主要从产业开放、内容生产、发行放映和产业融合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产业开放方面，政府首先是降低电影生产制作的准入门槛，允许社会资本参与进来，并积极推动原有的国有制作单位改革转制；内容生产上，政府一方面对限制电影产业发展的电影审查制度进行了逐步的松动，另一方面继续鼓励和资助主旋律影片的生产制作，并在制作方式上进行新的探索尝试；发行放映环节，政府也放开了资本和组织的进入，从而打破原有发行体制的行政垄断，放映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电影票价也实现了从行政规定到由市场决定的转变；发展大电影产业方面，政府积极进行电影产业链的打造，维护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鼓励产业融合，并通过各种助推方式大力支持国产电影走向海外。　　 对于电影产业的研究和分析只是作为一个案例，本文真正要阐述的主题是：产业发展作为一种现象和结果，政府对于产业政策的打造和转变在中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特定产业一系列产业政策的转向，政府认知在背后的影响同样值得研究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