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培根在《论司法》中有言:“一次不公的判断（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更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①罪名定性准确和量刑公正适当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化的必然要求。定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作为刑罚权的重要内容,量刑更能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然而,在我国刑事审判的实践中,司法机关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十分严重。个别审判人员甚至认为,只要定罪无误,量刑只要不畸轻、畸重就无关大局,加之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广阔,相同或类似案件的刑罚裁量结果常常大相径庭。量刑不公问题的大量出现使得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遭受极大的挑战,由此导致的上访、申诉等络绎不绝,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安定。随着人权保障、和谐司法等理念的深入,在刑事司法领域,量刑的公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防止刑罚裁量的自由化、实现量刑规范化正式成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样的背景和潮流下,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反复论证,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颁行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随即共同出台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实行）》。这两个司法解释的付诸施行使得中国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开始在刑事审判中确立,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刑事诉讼改革目标也得以初步实现。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已经迈出了实质步伐。通过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思考,笔者拟从被害人角度出发来探索有关量刑公正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部分,主要归纳了被害人地位的变迁,阐明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含义,分析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与司法机关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认为被害人行使量刑建议权契合了诉讼理论的要求,能够确保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实现,有利于被告人积极悔罪、平复被害人所受伤害;第三部分揭示了我国的立法、司法现状以及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在当前条件下可能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笔者对于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制度构建,让被害人通过适当的形式,在相关制度的保障下行使权利并接受一些合理限制,最终达到量刑公正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