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内容，但在今天的史学研究领域却处于边缘的位置，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就概念的基本内涵而言，封、赠间不同的区分方法，昭示了不同层面封赠概念的存在。对制度起点的认知，反映并影响着人们对于封赠制度的看待方式；时人“说法”与“作法”之间的错位，则导致了后人对封赠制度理解的偏差。　　 两宋时期，每遇大礼升朝官得封赠先世已被写入制度条文，成为人们获得封赠的常规途径。东封西祀、新君即位、庆寿礼等典礼举行时，也往往会对臣下广行封赠。天变、瑞异发生之时，统治者会联系时政对其进行政治解读，灵活地决定要不要封赠、给哪些人封赠、如何封赠等问题，其间蕴涵着较强的实用色彩，体现出封赠与现实政治的紧密关联。此外，在官员的日常职任中，也有着众多获得封赠的机会，如卒殁、陈请、初任再任、回授等等。　　 臣僚的封赠请求要经历哪些层级，通过哪些管理机构，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最终汇总于中央?对于这些自下而上的大量陈请要求，国家要借助什么样的程序与准则来进行处理?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共同构成了封赠从提出申请到形成决议的完整链条。对这一链条进行拆解，层级解析其程序，达到对该政治过程整体把握与细微辨析的结合，关注该过程中当事双方的具体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环节的动态变化，这是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之一。　　 宋代封赠告身的管理机构屡经变革，但总体来说，官告院是主要的主管机构。作为官员地位高下的一种标识，封赠告身也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其制作大有讲究。不同职位的官员，其告身的材料、制作工艺都存在很大差异。.封赠告身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分为两种：一是成本价值，即绫纸钱，来源于制作告身耗费的用料、工时等；二是附加价值，来源于封赠对于人们荣祖显亲心愿的满足。　　 自中晚唐、五代以至两宋以来，贵族政治逐渐过渡到士大夫官僚政治，在一个官僚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环境中，伴随着官僚体系的日益成熟，封赠制度也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制度化”是对封赠在这一时期外在发展趋势的界定，在“制度化”的表象之下，与职官体系特别是品阶体系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是其潜在的深层脉络。在制度不断完备的过程中，律、例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对伦理规范的重视等，都是宋代封赠制度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