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虽然在结构分析和历史叙事之间不断转换,但框架较为简单。它从跨文化交流和后现代历史观察的视域出发,运用概念界定、历史分析和调查概述的综合研究形成上中下三篇。本文用理论实践史例,关注人口迁移影响下的民族格局形成和发展史,尤其是对边疆区域文化及其组成部分(如族群文化)的异质性、可变性和多样性因素做出叙事,分探讨各民族文化的内部建构和历史转移,以及民族和地域边界产生和维持的过程。以甘青地区独有民族为例,辩驳各民族群体是在“孤岛”语境中而起源,这是论文所提出的中心议题。上篇的整个构架是服务于这一理念。本文以人口理论与移民史为基础,把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当作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综述移民的主要类型和特点、过程步骤(迁离原地、迁入新地、安置、重组)和动机及原因等问题。人口迁移既受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又对社会本身加深广泛的影响,于是,对此进行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各方面构造,包括民族构成、移动因果、社会体系中的文化关联和变通、人事流动与边界(族群与文化)维持的关系、在文化再生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冲突和碰撞、认同变化的因素等情况。给移民这几个范畴做出了界定后,将之置于前现代全球化视角下的族际关系史进行讨论,分析蒙元帝国渗透河西民族走廊以后,甘青地区的基本格局发生何种转变,以至成为四个自足世界(文化区)的联结体,强调指出该区为世界系统与前现代的联通网络兴起的战略地位。第一章是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从概念方面探讨人类拓展空间和认知界限的本性。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较为系统地综述国内外文献和研究成果,其次以跨文化交流、文化解构为主导,提供反思“边界”的理论框架。把人群之跨界(cross-boundaries)行为当作中心命题,将其描述成人类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与资源的“迁移”机制,同时认为边界存在于两个空间之内,即交流空间(communication space)与学术空间(academic space)因此,提出如下两个解读“边界”的模式：一、以“欧亚大陆文化区的互动交流”为基础,探究甘青地区特有民族的趋同和趋异两大潮流；二、以“中西学相吻合文化论”为手段,力图化解中国文明中心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第二章把重点放到迁移自身所导致的结构转变和人群的现实需求,尝试回答：为何有些民族移动得不多,有些却把移动当成为生活方式,还有些在漫长移民过程中孕育出的另一种“胚胎民族”这类情形。在大多数情况下,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会引导人们在行为和感情上进行自我调适,逐渐改造文化类型与生活方式,在通过迁移而渗入“外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族群认同,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另外,这一部分简要介绍中国历史移民的基本规律,包括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循环论,以及人口双向流动(two-way migration flow)——内地人迁往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从聚居区向内地迁来,并提出“三类两组(three types-two groups)的概念作为一种研究移民的综合分析法。第三章“后现代和历史考察”，探讨多极、多元的文化体系(趋异)与文化因素的整合一体化(趋同)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当成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与悖论，提出它有别于各国不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消失，恰恰相反激发群体不停地构筑起新的认同，使得文化选择更加多样化。这一草既对全球化的内涵给予更加全面的定位，又对文化概念做出重新界定，侧重文化传播和流动、多元主体的参与以及他们构建认同的主动性。并且，对现代中西方在学术中的主导范式(paradigm)做出批判性分析，认为这种范式出现在对方的著作后不知无觉地被按受和利用，力图对于在这场利益冲突中的各方参与者给予平衡叙述，指出东西方中心论如何伪造了各自的真实面貌，而反思我们对其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是否遭到污蔑。最后，把中国丝绸之路甘青段当作一个能够化解文明冲突和对立趋势的文化象征，尝试为文化交流提供另一个意义上相对宽容的研究平台。第四、五章是本文的主题，从欧亚大陆(Eurasian Continent)在地理和历史上的统一性为前提的角度入手，较为系统地揭示甘青地区不同文化区间的交流互动和分合状况。进而，分别说明该区“潜在民族”(potential ethnicity)在整个欧亚文化传播之背景下，其族群文化如何与诸多族群整合、交融而形成特有民族的特殊历程，简要地介绍游牧民族(匈奴、回纥、蒙古等边疆族群)在不同历史分期(从两汉至唐宋、蒙元、明清三个阶段)所充当的角色、他们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以及“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y)在双方来往互动中的调节作用和格局演变。通过回顾他们和中央王朝的互动历史,探究群族的不断组成、交往、分裂和重组,以及与此对应的“边界”构建、打破、解构与重建。同时,以“跨界”理念为指导,对该社会的合法性与历史主体性的问题进行观察与反思。第四章“位于文明十字路口的河西民族走廊”是后一章的基础,从生态环境和文化结构西方面进行阐述,主张甘青地区各种文化区都未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或强势文化状态,对它作为边缘社会所起到的媒介作用,给予特殊的重视和评估。从而考量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联合程度,由此得出甘青地区及边疆发展史的一些基本规律。第五章则是前一章的逻辑延伸,以历史为线索追溯欧亚大陆之间互联网络(world network)的兴盛,叙述其发展背景和交流状态,否认全球化是现代化一元决定论的替代和必然产物,倾向于把“旧大陆”的人事流动、各地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理解为全球化的前现代阶段(premodern globalization)。强调由蒙古人刮起的飕风对这一“互联网络”的兴起之影响,并分析甘青地区在这一历史中如何被推向前所未有的中心位置。最终引出结论：把该区特有民族(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的成型看做是上述历史过程的结局,同时简单勾勒其在明清的发展轮廓。第六、七、八章是从田野调研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入手,介绍笔者所选出调查点的原因和历史概况,通过熟悉个案资料和非结构性访谈引发的概念,分别探讨青海循化县撒拉族的形成和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各族群怎样能够相互依赖地生存于此,在认同多样化的社会系统得以维持各族群文化的边界。以宗教信仰为准对待,将之识别成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族群两大类,并较为详细地介绍撒拉族从“潜在民族”如何发展成融入中国文化框架——中央王朝系统(China cultural frame)的新族群,对其历史条件与现实环境进行深思举例说明。此外,顺便讲述中央王朝对伊斯兰教世界与边周地区的民族,以“回”和“番”这样两个模糊族类而称呼之,不断推动中央化与由“边疆”至“中心”的认同化,使“番地”在中华帝国(imperial China)历史上以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实行文化内化。在结语中,笔者以“边界”突破为主题,借用巴斯(Fredrik Barth,1928-)意大利人类学家法别蒂(Ugo Fabietti,1950-)等学者的理念,尝试指出族群与文化的界定是一种理想类型,提出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再现社会现实,但还是应该避免设想人群都是在相对隔绝的情况下而发展各自文化,以至塑造独立的社会形式。以本研究中面对甘青特有民族群体为例,阐明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机制——在地域(现实)、文化(结构)与认知(观念)这三层而上进行边界构建,探索为何人性有逾越界限而迁移、以地域结合群体、不断地为此奋斗、增加资源支配力等这一类的动机。在本人对民族和学术问题的观察中,反思“边界”的产生和维护过程,特别是文化差异、族群的历史边界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边界”的虚构本质和人群在其中通过“迁移”怎样决定其认同建构策略。这一部分部分总结了上下篇在理论和史料分析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