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是随着近现代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侵权行为之一,环境侵权发生后,如何消除危害,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是环境侵权救济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中,以赔偿损失和危害排除为主要救济方式,损害赔偿重在填补已经造成的损害,即旨在救济已然,为事后性救济方式;而排除危害重在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或除去正在发生的侵害,旨在防范于未然,为事前预防性救济方式,这种责任方式是在危害行为发生但还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采取措施停止侵害或排除危害,这种责任方式对于环境侵权来说,是一种积极的更能起到预防和防止作用的有效手段。通过考察发达国家关于排除危害救济方式的理论与实践,作者发现,作为一种根本有效的预防性救济方式,排除危害的适用却在各国司法实践中遭遇诸多困难。文章对这种司法上适用现状的原因进一步探究,发现司法上适用不理想的原因一是由于传统理论的局限性,即请求权依据的不充分使得排除危害这种责任形式在环境侵权实际救济中适用受到限制;司法上适用不理想的原因二是囿于司法与行政分权;而且排除危害的适用,往往关系到加害人产业活动的存废。为了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双方的利益关系,发达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建立和贯穿了利益衡量原则,通过这些蕴含利益衡量原则的法律制度,使法官能够照顾到效率的观念,兼顾受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利益,更好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排除危害在我国的适用由于立法上的规定的模糊和缺失,在司法实践上又受经济发展优先观念的影响,使得排除侵害这一民事救济方式如同一纸空文,对受害人的救济颇为不利。最后作者在文章结尾部分提出了对我国排除危害责任形式实现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