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复兴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Crop.)签订了《中美棉麦借款协定》(The Cotton & Wheat Loan)。棉麦借款协定签订后,中美双方曾发表声明,称“此举两国具得利益,即可减少美国大宗过剩品,又可鼓励经济上之复兴,间接有益于世界之物价,在中国方面更可救济内地棉麦灾荒”[1]。学术界也大多关注协定本身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缺少全面的研究。本文以棉麦借款的签订为基本线索,从其签订的背景、内容、社会各界对棉麦借款的反应及该借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述。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考察了棉麦借款签订的历史背景。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协定》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达成的,宋子文欧洲之行,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寻求英美帮助以制衡日本,特别是发展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并通过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力;之于美国,棉麦借款是其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转嫁经济危机的重要途径,但不能否认这是向日本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示,是对中国抵御日本侵略作出的一种援助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斯福的战略考虑与政治远见。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棉麦借款的反应。国民政府内部对借款的态度不一致,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亦有观望者;中共则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尖锐地揭露国民党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剿灭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同时认为该项借款增加了人民负担,破坏了农村经济;实业界和知识界则比较客观地评价其利弊,即当时由于中国自然灾害棉麦匮乏,若能有计划的实施,则可以解当时之窘困,救济农村,但若用于“剿匪”,于国于民都是有害的。第三部分通过数量分析的方法,分析借款协定的签订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重点考察其对上海市场、棉纺织业和中国农村的影响。从棉麦借款的实效来看,它给国民党当局带来的财政经济上的帮助以及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均非当初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这笔借款获得的,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