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改革从来都不是无序的盲目的,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也是这样。在最初的严格法定资本制时代,公司的设立和资本的管控受到了法律极大的限制,这也符合当时中国市场尚不完善的特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益优势也更加突出,企业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当中最为活跃的力量。此前,政府用来指导企业自身发展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却成为了束缚着企业发展的枷锁,从严格法定资本制逐渐向认缴制度过渡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从公司资本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认缴制的转变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减轻公司设立负担;第二,放宽公司出资缴纳的方式和期限,充分尊重公司自治权利;第三,为了更好配合上述改革进行简化登记内容;第四,简化公司验资的规定,进一步扩大公司自由经营的空间。但是,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在释放公司发展潜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公司资本的担保能力,公司为了增强吸引投资的市场竞争力,可能会铤而走险,危害债权人的利益。认缴制在为公司设立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也增加了债权人保护的制度风险:首先是由于股东任意性出资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债权人在信息调查方面的障碍;再次还有在交易过程中由于资本担保作用降低和债权人在公司日常管理中缺位造成的投资风险;最后因为公司人格否认认定标准模糊和举证困难,债权人救济也常常陷入困境。这些风险的出现表明我国在公司资本制度方面仍需对现有规则进行改良并且注重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平衡认缴制给交易安全带来的危险因素。认缴制改革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的资本制度都经历过由严格走向宽松的革新之路,因此,考察域外法律的相关经验对于校正我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考察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相关措施的设置,从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人格否认制度、债权人在公司的管理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四个方面探索对我国改革的启示。结合域外规则的考察和我国制度的发展,确立了从司法实践当中的规则适用的改良、立法层面对相关配套措施的建立完善两方面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完善:在司法实践方面,主要包括重新解释适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和公司人格否认认定标准的细化,以此来确保已有制度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发挥应有的效果;在立法规则层面,主要聚焦了信息披露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以及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制度的扩大适用,为债权人在损失发生前作出预判,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