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白澳政策”的废止和澳大利亚对自身处于东南亚的地理位置的逐渐认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澳大利亚书写中国的小说作品日益增多,一批澳大利亚作家,既有华裔也有英裔先后加入创作和出版中国题材小说的行列。本文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题材小说进行了研究,一类是英裔澳大利亚作家的创作,另一类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的创作,前者包括:尼古拉斯·周思的《长安街》(1989),《玫瑰杂交》(1995),和亚历克斯·米勒的《祖先游戏》(1992),后者包括:布赖恩·卡斯特罗的《候鸟》(1983),《追踪中国》(1992),和欧阳昱的《东坡纪事》(2002)。 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前言”,一方面简单介绍了形象的概念和东方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对当代澳大利亚作家书写中国的情形作一概述。第二章以周思和米勒为例论证当代英裔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沿袭,虽然尼古拉斯·周思和亚历克斯·米勒在表现中国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对于描写对象的基本态度出奇地相似。第三章以卡斯特罗和欧阳昱为例评论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在作品中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或显或隐的运用。作为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和欧阳昱都不约而同地书写中国,但是他们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赢得西方读者的认可。那种认为他们已经成了多元化时代轻松自如地跨越民族、意识以及种族界限的文化使者的看法显然过于单纯。第四章为“结论”,笔者认为,上述四个作家虽然背景不同,但他们的小说一致把中国和中国人描写为“他者”,这种表现方式反映了整个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创作倾向。六部小说同时存在东方主义话语的运作痕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澳大利亚历史跟当代澳大利亚的社会以及政治状况决定的。最后,论文提出:澳大利亚作家真正接受中国和理解中国的文化还需要时间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