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转化研究,隶属于行政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衔接这一问题领域之中,行政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机制中包含了证据和证明两个部分。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明确了行政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中的证据衔接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一款的规定在法律层面回应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转化问题。而在现行适用的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当中,针对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转化的形式、标准和范围仍然过于模糊,导致实践当中问题频发,在实践当中遇到问题产生较大的争议。证据作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基础性元素,在认定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中都涉及到证据制度,两者都要求证据必须符合“三性”,并都将此视为认定事实的法律依据,但二者在取证程序、证明对象等方面又相互区别。证据在两法衔接工作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规定不够完善,一些程序性规定相互之间还存在矛盾,这些都导致司法实践运用出现不一致,可能会制约其作用发挥,文章主要介绍以下内容:第一章即绪论主要介绍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适用的研究背景及意义,以及介绍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主要探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主要回答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机制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来源于理论上两者的交叉性和现实需要的必要性,首先介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机制在程序上的衔接性,在实践中已有大量实践案例,其次探讨两者在内容上的重叠性,以及在证据原则上的一致性,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都需要遵循程序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最后再探讨行政证据的不可复制性,行政证据中具有时效性和不可复制性的证据一旦灭失就不可再获得,对刑事司法的进程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这也决定了行政证据转化刑事证据的必要性。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适用所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成因分析:行政机关界定不明、证据种类范围界定不明、非法证据的规避、相关机制不健全。第五章提出了在行政证据转化刑事证据衔接机制中的完善措施,首先明确行政执法人员的专属地位,定位行政执法人员证人证言的归属,其次对完善衔接机制统一标准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以及提出在完善行政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沟通机制,在两者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可加强沟通,以解决在证明标准和证据收集过程中两者不统一所带来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