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政策一直呈现出“钟摆式”的特征,即在缓和与紧张、合作与冲突、融入与对抗之间来回变动,并表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外交行为方式。如何分析与解释这一外交政策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现有关伊朗外交政策的研究多遵循体系中心路径、民族国家中心路径、政府决策路径、社会文化路径和历史分析路径等,但均不能有效地解释上述“钟摆式”特征。鉴于此,本研究在伊朗外交政策分析中引入和发展了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国家角色是指一国向世界表明“自己是谁、自己拥有什么、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应该是什么”的总体概括。它既囊括对一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实际地位的客观评价,又包含该国在未来可能达到某种地位的主观意愿。角色理论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能够跨越“决策者—国家—国际体系”多个维度,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将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有机融为一体,从而能够有效地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延续,以及外交行为的根源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如下两个主要假设:第一,伊朗是具有特定角色且行为与自身认知一致的行为体,伊朗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对国家角色的判断与定位,伊朗的外交行为反映了其所遵循的国家角色观念。为说明、分析和验证这一假设,本研究首先对伊朗国家角色进行了界定、分类与比对等可操作化处理。在对伊朗最高领袖、总统、外交部长的公开演讲和采访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取和总结了伊朗主要的21种国家角色类型。不同角色的排列组合,尤其是主导性角色和多重次要性角色相结合,共同确立了伊朗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进而在国际、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影响着伊朗外交行为的走向。第二,伊朗自我角色定位与他者角色预期存在微观上的主次之争、中观上的竞争性角色冲突和宏观上的秩序冲突。主次之争是指伊朗国内各派别针对主导性角色的定位与冲突,竞争性角色冲突是指地区大国之间的角色竞争,秩序冲突则指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大国预期之间的关系。概言之,当角色冲突时,伊朗倾向于采取紧张与敌对的外交行为;当角色趋同时,伊朗则采取合作与和解的外交行为。在实证方面,本研究从由大及小、由外及内的角度,分别考察了伊朗在国际体系、地区秩序与国家层面的角色定位与外交政策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国际层面,伊朗的国家角色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抗争性角色,表现为反霸权斗士、积极的独立者和国际秩序改革者等角色定位。在外交实践中,伊朗践行着以反抗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抵抗外交,竭力寻求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另一类是协作性角色,表现为国际合作伙伴、国际准则捍卫者、和平主义国家和反恐先锋等角色定位。在外交实践中,伊朗践行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的伙伴外交,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格局。国际层面的多重角色与角色冲突,使伊朗整体外交政策呈现出“对抗中求平衡”的特征。在地区层面,伊朗的国家角色定位主要为地区强国、区域合作者、区域调解者、榜样、伊斯兰团结的引领者、受压迫者的堡垒、解放运动支持者等。由于上述部分国家角色定位与美国、沙特和以色列等国的角色预期存在冲突,所以伊朗在外交实践上,一方面以主导性的姿态试图重构地区秩序,对敌对势力形成“软制衡”;另一方面,以支持与合作的方式构筑地区抵抗阵线,以构建“地区典范”的方式推广伊朗伊斯兰模式,进而遏制敌对势力的威胁和进攻。地区层面的角色丛与角色冲突,使伊朗区域外交政策呈现出“合作中求主导”的特征。在国家层面,伊朗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伊斯兰国家、革命国家和改革发展者等身份定位。这些内生于伊朗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国家身份是伊朗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实质上也是伊朗国内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什叶派主义、实用主义、传统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在外交政策上的映射。在具体外交实践上,这些内部身份的并行、竞争与选择是推动或制约伊朗外交行为的核心方式。“对抗中求平衡”“合作中求主导”“冲突中求妥协”是伊朗国家角色定位影响下的外交政策矛盾性和灵活性的集中体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伊朗仍将会在国际层面继续保持坚定的反美姿态,进一步巩固与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反霸权政治联盟,扩大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交往,拓宽与世界各国在反恐、难民等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在地区层面,伊朗将继续践行“地区优先”的理念,以软实力和硬实力为依托增强本国的地区影响力,以伊斯兰团结为口号加强地区国家间合作与全方位的一体化进程。当外交政策中出现抉择或利益冲突时,以民族国家身份为基点进行角色取舍与平衡,仍将是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