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手段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手段调控作用发挥的水平取决于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而后者相应地需要更高水平的金融监管能力。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中国在加入WTO后对金融业的逐步放开，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基金业和信托业不仅要面对一系列国内困难和自身发展困境，而且还要应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竞争挑战。　　金融监管指的是一国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实施的监督与义务管制，包括市场准入、业务经营、金融风险控制、内部控制和市场退出等方面监督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其目的在于防范金融市场风险、保护公众利益、维护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以及促进金融业竞争和效率的提高。有效的金融监管是稳定、高效的金融体系的必要保障，金融监管制度也成为现代金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目前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这个模式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对金融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金融监管重复与遗漏并存、认识差异与操作误区同在、不规范监管与事后被动监管等问题。　　基于论文选题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现实意义，本文采取了比较研究、实证分析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文章从制度与效率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金融监管的制度、模式与金融效率的关系。　　首先，文章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要求两个方面来阐释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文章指出了对金融监管研究的经济意义所在，即负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竞争悖论和收入分配不公平。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对金融监管研究的现实意义，指出金融危机和信用风险是金融监管的现实需要。同时文章提出金融监管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保持金融体系的公平与效率、合理配置资源和打击金融犯罪等。文章在此基础上拟定了研究的框架。　　从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出发，基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金融市场的失灵导致政府有必要对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进行外部监管。从"市场失灵理论"、"公共利益说""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金融监管研究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研究。介绍了市场失灵、公共利益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与"贝克尔-斯蒂格勒模型"、法律不完备监管理论，并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指出，风险、不确定性、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以及激励理论构成了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制度、效率则一方面构成了金融监管演化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也构成了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从金融监管制度的可持续性出发，文章分析金融监管制度的内生性，试图提出并验证内生决定金融监管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指出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演进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的经验与教训。文章指出，中国在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上应考虑建立一套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审慎的监管体系。在金融发展进程中，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前提是有效率的、健全的金融监管框架和监管手段。　　从监管制度的国际比较出发，本文研究了美国、英国这两个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以及转型经济国家金融监管变迁与模式的选择对我国的监管制度的启发。对于美英的模式选择，这两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具有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典型性。在混业经营格局下，为了有效监管，基本模式都是个别走向综合，从分散走向统一，并增加新的监管手段。与英美两国监管制度的比较，我国的监管始终面临着权力结构约束，信息约束以及全球化约束。通过对经济转型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本文得出了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的趋势，并分析说明了转型经济下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与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从金融效率的角度，本文重点考察了金融监管中市场准入监管、业务范围监管、利率监管和资本监管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并对金融监管制度演进与金融效率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金融效率就是指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也就是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间的关系。市场准入监管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对外国投资者的准入监管会对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对市场准入监管的考察主要通过构建市场准入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现状。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证券市场中的监管也正经历着由政府监管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等主要微观主体构成的一场动态博弈，我国对外金融市场准入制度是整个准入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服务商业存在的市场准入承诺限制是占整个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承诺最大篇幅的部分。我国相对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于保护和培育境内金融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金融行业的业务范围监管主要是指金融业务综合化。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各国相继推行金融改革，从允许业务综合经营到促进机构重组并购，这些政策调整推动了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创新，促进了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金融业务综合化又反过来对金融监管政策施加了影响，产生金融业务综合化的货币、利率效应，对金融效率产生了重大影响。金融业务综合化改变了货币的总量和结构，推动利率结构曲线向下移动。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出现的与证券、保险等业务领域逐渐融合的综合化经营趋势，既对银行创新发展和经营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我国金融法律制度和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提出，设立金融协调监管委员会可以将金融监管政策制定权和执行权分离，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利率监管与自由化会带来金融业的储蓄效应和投资效应。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虽然进行了数十年，但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仍然处于管制状态。利率监管扭曲了企业、特别是银行的经营行为，使得银行难以建立起正确的激励制度，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利率市场化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认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分割严重、银行市场垄断程度较高、银行体系中存在大量的坏帐、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不健全等情况下，我国完全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条件还不具备。我国必须在建立统一的、竞争性的货币市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推动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并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打下基础。　　对于转型国家而言，除市场准入管制、业务管制、利率管制外，另一重要的监管形式是资本监管，其作用在于维护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保障国内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本文认为，总体上中国过去的资本管制十分成功，它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维持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极大了地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政府监管的一般理由是充分的。就特殊性而言，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建立时间较短，同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其市场缺陷更加明显。在我国金融管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的金融效率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认为上述两个方面存在因果关系，深刻地体现了深刻的制度安排与配置效率的关系。金融结构首先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同时金融监管也可以反过来影响金融结构，特别是微观金融结构。我国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已经成为影响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必须金融监管制度的演进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为培育和健全全国统一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金融的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实现内外部制度接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此，本文提出了基于金融监管制度选择的政策建议。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深化的进程以及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现状，文章提出对金融监管从针对金融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加强协调监管。同时，在我国加入WTO后，伴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金融监管制度的设计需要兼顾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在安全与效率兼顾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内部控制机制与外部立法，从而推动我国金融业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