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外交决策理论为依托，从“公众-政府”视角探讨了中国开展“公众外交”后“公众因素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聚焦于公众因素对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重点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回顾公众因素参与中国对中东外交的历史，分析其特点、格局、动因、路径；二是通过公众因素参与中国对中东外交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面向公众的中东外交政策制定机制有待充实和完善，提出了促进外交决策机制创新的建议。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研究公众因素对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一、公众参与中东外交政策制定的历史。本文将有关中国“公众因素对外交政策制定”影响的研究从中国与各大国的外交延伸到中国与地区关系的领域，既兼顾整个中东大局，又聚焦中东地区不同文化、民族的区域如阿拉伯、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在对中国公众群体进行适度分类的基础上，对公众参与外交政策制定进行了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通过中国公众对中东地区及其主要国家认识过程研究，分析了公众关注中东外交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既有作为对大国间关系持续关注的延展需要，也有对同处转型时期社会对比考虑的需要，其表现形式呈现出受情感、利益和道义（责任）三种要素的影响。二、公众参与中东外交政策制定的里程碑。本文将研究对象具体指向中东地区，这一在中国与地区关系层面开展“外交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和高度现实需求的场域。以在中国公众因素影响中东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伊拉克战争为研究重点，分析了公众因素参与所呈现的新动向（如媒体以创新形式全方位报道影响公众参与程度、公众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反战”与“挺战”情绪等）、新特点（如运用网络载体表达明确意见、公众意见与政府立场遥相呼应但不尽相同、表达内容理性与率性相伴等）、新格局（公众在整个过程中以各种组合方式向政府表达意见，政府也给予回应，在各个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样而丰富的交流）。三、公众参与中东外交政策制定的动因。本文认为中国公众对于中东外交的参与已涵盖普通大众、媒体、学者、思想库、行业组织、公民团体等各类公众群体。伊拉克战争以后，面对形势多变、与中国重要利益日益密切的中东格局，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受到了更为广泛、深入、持续的公众影响。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提出了公众深度关注中国中东外交的六方面主要动因，即：国家主权利益、地缘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公民安全利益、外国对华公共外交、价值观作为内政评价标准在外交中的凸显。四、外交决策机制建设。本文客观评价中国公众因素对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指出了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机制有待充实和完善。提出了增强外交能力，促进外交决策机制创新的建议，如构建涉及外交事务的国民教育机制、完善非涉密外交事务的信息发布机制、充实外交事务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论文提出要认知、理解并关注公众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参与兴趣迅速增加、影响程度不断提升的趋势，建议建立一种政府外交政策制定部门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