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起,中国的艺术家就踏上了去法国追求艺术梦想的旅程。百年之后,虽然法国早已不是艺术世界的绝对中心,但它拥有的历史辉煌却使得它在艺术家心中的象征地位不可撼动。昔日的法国以其“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导向与政策建设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渴望获得创作自主和多元交流机会的艺术家,这些都成为法国文化艺术的重要财富；同时,“法国文化艺术”又以一个整体的面貌继续构筑着文化资本的神话。延续的艺术教育体系、丰富的艺术交流形式、广泛的艺术普及、成熟的艺术市场、以及完备的税收管理与立法,都确实为艺术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空间。对于旅居法国的中国艺术家来说,另一个神话则在于中国画家在法国的成名史。历史的境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神话的效应则在于,神话叙事中的隐喻能够以变体的形式在状态类似的时空契机中“复活”。从百年之前借由西方之路获得新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精神”在西方的大放异彩,再到本世纪开篇以来全球化语境之下精英身份的成功转化,旅法艺术家的成名史也无疑也映射了百年以来“中西”对照结构中的象征转换。但与上古时期神话的“先验性”不同,艺术家虽然置身时间与空间神话之中,却也是神话的实践者。根据自己的体验,艺术家对促成神话的“距离”做出选择,并将它们转变为具有经验意义的部分,从而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艺术家自身而言,艺术永远需要自由和创造力。旅居法国使这些中国艺术家得以通过“放逐”的方式解构连贯性的时空,形成一个悬浮的现在/当下,从而实现了对既定时空艺术身份政治的超越；同时,以“他者”为启发,或者自为“他者”,他们也对时间和空间的神话不断进行解读和重构。于是,体现在艺术家作品中的就是风格有别的多样化创作,而不只是艺术史中偏好的具有典型身份意义的“中国印象”。实际上,对艺术家来说,无论是对“中国风”的“再现”,还是对“西画”形式的迷恋,都首先出于对创作本身的考虑,并来自艺术家个人的思考和体验。虽然跨文化经验是这些艺术家们的共同背景,但由于他们各自的体验不尽相同,作品的形式和意义也往往并不一致。再加上我所接触的这些艺术家们本身就成长于业已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当中,面对景观纷呈的世界,他们对所谓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反应并不那么强烈。或者说,跨文化经验并不必然表现为整体符号化的东西方差异,而是更多地呈现为艺术家在这一视野之下对具体境遇的认识和表达。艺术作品的意义或艺术家的意愿并不是要么被嵌入社会历史,要么被社会隔离,艺术的价值是在艺术场中许多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建立于这样一个充满摇摆不定意义的世界中的。这些因素既包括文化体系,又包括市场体系。现代艺术市场体系虽然出自西方,如今也没有人可以忽视它的全球效应。以中国的艺术市场为例,它的市场化趋势甚至比西方还要猛烈。对职业艺术家来说,艺术市场是他们生存与生涯的支撑。艺术家需要在创作自主与市场效应之间做出权衡,并有意识地对市场后果进行反思。其间,艺术行为就不单单是个体行为,而更是社会关系的行为。观众、评论家、策展人以及收藏机构等都是促成艺术现象的参与者,艺术品本身也成为主客位交互的开放系统。这也意味着艺术家不仅穿梭在自身的文化体验与艺术经历中,也穿梭在读图方式的文化习性中。“品味”很大程度上即是对艺术的一次再造,我们虽然承认“品味”中的想象与刻板成分,却依然难以突破类似的表述方式。另一种可能也同样会发生,从创作的角度上讲,秩序化与制度化又往往成为艺术家“有的放矢”实现独特与自由的“灵感”。如果我们将艺术视为把握世界“总体性”的“压缩模型”,那么文化习性与艺术场便都在这个“世界”之中。与来自某一具体历史制度的文化习性不同,如今的“文化习性”本身也更像是一个杂糅,就我所接触的这些具有“跨文化经验”艺术家而言更是如此。也许我们不得不用文本间性来处理这样一个掺杂了“濡化”与“涵化”的文化经验。文本间性并不像它所期待的那样具有绝对的平等主义,而是指明了文化实践的重要性,其中涉及一系列本文语境和权力与意义的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