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以及法律制度等发生深刻变化,在回顾、认识和评价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视域中,寻求评判社会变革的合理尺度。　　 市民社会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一方面是受全球范围内市民社会理论复兴的影响,一方面则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市民社会理论被当作尺度用于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时,更多地是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伦理学等角度的展开。当然,在这些被包含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的不同层面的角度上,市民社会理论对于展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前景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无意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一一赘述,而仅试图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者统一的角度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进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纬度中寻求市民社会在社会形态演进中占据的历史阶段性地位,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寻求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革的支点。　　 首先,从市民社会和唯物史观的关联关系出发,肯定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立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奠基地;以马克思层层深入的市民社会相关理论为线索,展现马克思脱离黑格尔、超越费尔巴哈、最终达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进程,进而论证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是处于由唯物史观所开启的新本体论境域中:它并不是某个特定时期的范畴,而是涵盖一切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构成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这就是马克思赋予市民社会理论的现实性,也是唯物史观当代意义的确证。　　 其次,将市民社会理论放到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评判,通过梳理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由确证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入手,考量市民社会的现实性及其同当下社会变革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又是处在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之中的。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的学说对于理解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形态演进之中的过渡阶段的历史价值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作用。　　 最后,综合以上内容,回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实践中,论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这两种提法在唯物史观纬度中的同一性。尽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一项艰巨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历史任务,但应当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我们一定能够沿着中国特色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