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成为学术的时代主题之社会背景下,西方法社会学被引入中国,历经传入、传播、兴盛、转向等发展历程,提供了异质法学理论在近代中国本土化演变的样板。第一章主要分析西方法社会学的引入与接榫。危亡时局与救国思潮促使学术主题发生转捩,与之相伴随的是对传统知识体系的质疑、否定和经世致用学风的重兴以及对舶来西学的服膺与跟从。西方法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开始零星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礼法之争中的“国情论”为这一异质理论提供了文化接榫,清末修律、新式法政教育和清末法制习惯调查则为其提供了制度基础、人才储备和方法论奠基。第二章探讨中国学人对西方法社会学的初步改造。法律社会化理论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学者通过对狄骥社会连带主义学说的选择性和创造性解释,虽不免某种误读,但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的立法实践。民初对习惯法的研究则代表了学人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初步尝试。第三章分析近代中国法社会学在兴盛期的本土化构建努力。一方面“六法”体系的渐次形成表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表面调整虽已经建立,但法律与社会脱榫的问题愈加严重,法社会学提供了观察的视角和方法;另一方面在抗日语境和民族主义思潮双重作用下,法社会学呈现出自主化研究倾向,本土的学科知识体系完成了初步的构建。法社会学研究者以学术贡献和职业活动推动了法社会学的进一步繁荣。第四章对近代中国法社会学在新转向时期的趋势做了分析。20世纪40年代末,在内战与政权更替影响下的法社会学研究呈现出衰微与转折的新动向,庞德来华表明了西方法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大陆掀起的最后热潮和喧嚣之后的沉寂,李达的《法理学大纲》则开辟了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研究法律与社会问题的新路。通过梳理与论证可以发现,首先近代中国法社会学更多是对西方法社会学的一种文本转换,而非社会现实的映照;其次近代学人没有成功构建出具有中国品格的法社会学话语体系;最后近代学人在以西释中过程中存在问题意识失焦。但西方法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对近代中国法律和法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其一,西方法社会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翻译和介绍,为建国后中国法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二,近代学者在整体盲从之下又有着局部的觉醒和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中国法社会学的自我探索;其三,近代法社会学者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推动了旧中国的法律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