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其投资计划与方向是企业营运管理的重要一环,当前疫情背景下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实体企业发展,但是非国有企业投融资仍旧存在“玻璃门”问题。地方政府作为当地社会发展相关政策规则制定者,其债务的规模及投向影响着地区企业的行为,且日渐成为学者们研究关注的重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宏观微观双层面经济调控压力,探究影响企业投资的宏观因素,有助于非国有企业这一微观经济关键发展点寻求新的融资动力。因此本文从地方政府债务出发,研究其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影响,从而分析对非国有企业投资及投资效率的影响。依托现有文献研究成果,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方法相结合,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研究出发,探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与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二者的影响机制。首先从规模和风险角度简单剖析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并引入研究问题。其次运用理论分析我国特有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对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讨论其相关影响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9年A股非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省（市）级层面地方政府债务及其结构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应和中介效应机制,在进一步分析中从企业投资效率这一微观层面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宏观层面分别进行了论证,研究其对不同地域下非国有企业的差异化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抑制了地区内非国有企业投资水平的提高,在不同地方债结构下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运用企业信贷可得性与企业融资约束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一是政府要提高自身效率,扭转身份,更多的做企业投融资的监管者而非参与者。同时做好负债管理,警惕大规模隐性债务带来的金融风险和偿付风险。二是完善企业内部治理体系,提高企业自身投融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