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形势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按期实现双碳目标,我国的能源结构和生产方式必然要进行一定成的大变革,相应的法制建设也应为双碳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其中,碳排放权法律性质的定位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否按照预期顺利运行的关键要素,亟需对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及其管控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其作为基础理论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碳排放权的设定、交易和撤销等法律问题,而且直接决定其在金融法、会计法、破产法、行政法、税法等法律法律部门的地位。我国立法应当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的对象是配额,而不是排放权,在立法中应当使用“碳排放配额交易”,避免使用“碳排放权交易”。从“总量控制与交易”中的“总量”控制目标下理解和定位配额的法律性质,将“碳排放配额”认定为行政许可,将“碳排放配额交易”认定为“行政许可的转让”。除去引言和结语之外,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碳排放”的权利形成。针对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问题研究,首先应当明确一个问题,“碳排放”是否是一个法律权利,以及该权利的形成发展过程,此为探讨其法律性质的逻辑前提。对于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个维度,碳排放权是人权;第二个维度,国际法层面上,碳排放权是国际法律体系下产生的新型权利,具有发展权属性;第三个维度,国内法层面上,碳排放权作为排污权的下位概念,主要是污染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国家配额或交易额进行碳排放的权利。第二部分是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内容分析及概念矫正。本文主要是从第三个维度,国内法层面探讨碳排放权的相关问题。无论是从生态学、经济学、法学还是政治学的角度分析,碳排放交易机制都是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首先,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主体、对象和权能进行分析,其是下一部分探讨其法律属性的重要基础。其次,应当确碳排放权交易的对象是配额,而不是排放权,在立法中应当使用“碳排放配额交易”,避免使用“碳排放权交易”。故而,探讨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实质上是对碳排放配额的法律属性进行定性。第三部分是碳排放权法律性质的学理分歧及评析。我国已有诸多针对于碳排放权法律性质的研究成果,对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可归纳总结为物权、准物权、发展权、财产权、行政规制权等学术观点,此外还存在将前者观点两两组合论证的情况,本部分主要是第三维度“国内法”层面对诸多学说进行评析。第四部分是碳中和背景下“碳排放配额”的法律性质明晰。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综合考虑我国现阶段已经存在的实践基础、权力救济途径、立法阻力、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等因素,从“总量控制与交易”中的“总量”控制目标下理解和定位配额的法律性质,将“碳排放配额”认定为行政许可,将“碳排放配额交易”认定为“行政许可的转让”。第五部分是行政许可性质的碳排放配额交易立法构造。理论上对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探讨可以在实践中对碳排放法律规则的制定起到指导作用,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应当使用“碳排放配额交易”,避免使用“碳排放权交易”;其次,碳排放配额交易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依赖要求我们在制定碳排放规则时要注意碳排放权免受政府公权力的侵害。再次,“碳排放配额”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应当在立法过程中对其公私交融部分进行着重保护;最后,行政许可性质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可以考虑在《环境法典》的气候变化编中进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