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对象为明前期的士大夫,明前期时间界定为洪武元年到天顺元年。研究放置于明前期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分析以士大夫为中心的政治变革。研究明前期士大夫政治角色和主体意识、士权与皇权关系的态势演变、士大夫的话语权力等几大方面,总结出明前期士大夫和士大夫政治基本特征。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的政统与士大夫的道统之间就产生冲突,数次诏狱后,洪武朝形成皇帝独裁、重典治国的政治风貌;建文朝一改洪武朝重典治世风格,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士大夫成为时政主导,建文朝政逐渐展现文治气象;“靖难之役”冲击建文朝文治取向,永乐朝皇权再次强化,士权处于皇权笼罩中。仁宗和宣宗两朝,君臣关系融洽,台阁体的文风成为时政风格的表征。正统初年“三杨政治”局面的出现是明代士大夫政治初显的标志。明前期皇权转移时期是士大夫进行政治调整的关键时期。皇权转移时期是皇权相对弱化时期,在此时期,士大夫政治主体地位凸显,积极践行儒家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明前期皇帝遗诏和即位诏均出自士大夫之手,对即位诏书起草情状、行文语气、改革条款的分析印证了明前期士大夫进行政治调整的脉络与思路。皇权转移期间士大夫进行的政治更张代表了明前期的政治走向。民本主义是明前期士大夫进行政治调整的精神旨归。明前期君臣权力认知冲突主导和影响明前期政治文化演变。明太祖与明成祖强化君权、压制士权,强调皇帝的独裁和专制;建文帝和仁宣二帝淡化皇权的独裁特性,强调士大夫对皇帝的辅佐作用。明前期士大夫的君臣观念演变走势大致为:洪武到建文时期,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士大夫君臣观的核心为君臣共治理念;永乐到正统初年,以三杨为代表的士大夫君臣观的核心为君尊臣卑理念;“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之间,以于谦和李贤为代表的士大夫的君臣观逐渐凸显士大夫的主体性。明前期士大夫的政治主体地位随皇权强弱而变化,洪武和永乐两朝为蛰伏时期,建文朝为凸显时期,仁宣到天顺之间是恢复时期。国家礼遇是明前期士大夫主体意识形成的外部强化符号。赏赐、封赠、赐印、辍朝、谥号等国家礼遇给士大夫带来荣耀感和自豪感,达到激励臣子和教化社会的政治功能,同时也强化了士大夫的身份认同。明前期士大夫享有国家礼遇的同时,也受到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可能遭受诏狱、廷杖、枷号等方式的摧残。惩罚制度摧残士大夫肉体的同时,也冲击着士大夫的道德尊严,成为明前期皇权独裁的象征。遭受摧残的士大夫也可以在当朝或后世得到政治平反,中央朝廷对其重新封赠谥号、封荫子弟、修缮陵墓、遣官祭祀;地方官员和士绅可为其修建祠堂,给予春秋祭祀,同样具有激励和教化的功能。国家礼遇、皇权压制、政治平反三者构成士大夫在明前期的奖惩制度。政治话语权是士大夫发挥主体意识的核心标志。士大夫用儒家思想教育和影响皇帝和皇储,试图从根源上解决政统与道统的冲突,确立道统领导政统的关系格局。士大夫通过朝会言事、应诏上言、天变建言、密疏言事等方式行使政治话语权。永乐和景泰两朝士大夫对皇储册封的影响力是明前期士大夫话语权行使的标志。后世士大夫对明前期君臣的历史评价主要集中到“靖难”和“夺门”两次政治异常变动,对建文帝、景帝、方孝孺和于谦的历史平反成为明中后期士大夫舆论核心。总之,明前期士大夫始终具有清醒的政治自觉和明确的主体意识,其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依皇权强弱而处于动态变化中。通过对明前期士大夫处境和地位的分析,可以透视明前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关系的动态演变。明前期士大夫政治始终笼罩在皇权政治中。天变和民意是士大夫政治抗衡皇权政治的两大武器。民本主义是明前期士大夫政治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