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12-1937年上海棉纺织业劳资争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劳资双方的基本情况、劳资争议的规模和厂家分布、引发劳资争议的主要原因、劳资争议的调处以及劳资争议的结果等问题进行研究，力图窥一斑而知全豹，加深对民国时期劳资争议的理解。 民国时期上海棉纺织业有华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分，外资企业的经济实力更胜一筹。华资企业资方组成人员从清末到民国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由官僚买办为主转变到主要由商人、企业主和实业家组成，外资企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则一直由深懂企业运营规则、深谙企业管理之道的资本家组成。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或不被淘汰，各企业大多雇佣反抗性不强的女工和童工从事生产，尽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实行严苛的劳动管理。劳资之间缺乏信任，关系比较紧张。 劳资争议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迎来了劳资争议的第一个高峰，五卅运动后劳资争议呈风起云涌之势，国民政府时期劳资争议相对平稳。就厂家分布来看，大企业的劳资争议次数明显多于中小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往往由劳方主动挑起争议，运营困难的企业多由资方主动挑起争议，日资企业劳资对立严重，更容易发生大规模同盟罢工。在引发劳资争议的诸要素中，人事任免问题居第一位，劳动报酬问题居第二位，后者更容易引起罢工。 少数劳资争议经过劳资双方的协商得到了解决，大多数劳资争议在第三方的调处中平息，政府是劳资争议调处的主力。北洋政府统治前期执行偏袒资方的劳资政策，后期劳资政策有所改变，但并未对劳资争议的调处进行实质性规范。地方警察和工商团体从维持地方安宁的立场出发调解劳资争议，但未能阻止劳资争议在北洋政府统治后期出现风起云涌之势。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劳资关系和调处劳资争议的法律法规，设立了调处劳资争议的专门机构，经历政权初建时期短暂的混乱后，上海地方党政机关成为劳资争议的主要调处机关。虽然其政策有不公平之处，调处中存在办事拖拉或偏向资方的毛病，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 经过劳资双方的协商或第三方的调处，大多数劳资争议最终取得了解决结果。本文以劳动报酬争议结果和人事任免争议的结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发现在涉及劳动报酬较少、牵涉人数不多的争议中，资方容易做出让步，但在具有长期性和固定性的工资增减问题上，劳资双方争执激烈，谁都不肯轻易让步。人事任免问题牵涉到企业的人事大权，资方不肯轻易让步，在这种争议中，劳方获胜的机会很少。 劳资争议处理不当会影响社会稳定。要有效防范劳资争议、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加强劳动立法，规范企业用工制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合理处理企业发展与员工利益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