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很多财务行为都是有风险的，避税就属于其中一类。作为管理层做出的一类常见且重要的风险决策，避税中包含了固有的税务法律风险。通常，实施的避税活动越多，使用的避税手段越大胆，企业所承担的税务风险也就越大。当这类风险过高时，企业的避税活动也即表现出了学者们所谓的“激进(Aggressiveness)”的特点。近年来，对于激进避税行为的探讨越来越多，无论是学术界、税务监管部门还是企业本身都认为，理解这种看似极端的避税行为背后的因果，意义重大。　　通过有意策划和精心安排，企业可以在与供应商或客户交易的同时，实现避税。利用供应链交易开展避税，是企业实施避税的重要方式。因此，自然可以联想到，供应商或客户对于企业避税会有重要影响，特别是那些与企业关系比较紧密的供应商或客户。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站在管理层风险决策的角度，围绕紧密供应链关系和激进避税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在中国税收制度背景下，主要以2008-2014年的上市A股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紧密供应链关系中避税活动的风险水平，即是否具有激进的特点。在证实了这类避税活动的激进特性之后，又进一步考察了它对股东价值的影响，并挖掘了这种影响的内在原因。　　首先，本文用向前五大供应商的合计采购比例和向前五大客户的合计销售比例，分别度量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并用企业避税程度条件分布的两端，分别代表激进避税和保守避税。结果发现，供应链关系与企业避税间的正相关性，只显著出现在针对激进避税分位点的回归中，由此说明，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会促使企业从事激进的避税活动。此外，本文还通过在规模-行业-年份匹配组内进行作差比较，定义了反映避税激进度的指标。而针对该指标的回归结果，同样证实了供应链关系越紧密，企业避税越激进的结论。在克服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通过中介变量检验发现，关联交易是企业在紧密供应链关系中从事激进避税的重要途径，它在紧密供应链关系和激进避税间发挥出了显著的部分（非完全）中介效应。　　进一步，本文还发现，紧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激进避税的影响，会受到管理层持股的显著影响。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时，紧密供应链关系诱发企业激进避税的现象更为明显。换言之，管理层持股对紧密供应链关系和企业激进避税间的正相关性，发挥出了抑制效应。　　其次，在证实了紧密供应链关系中企业避税活动的激进特性之后，本文以国税42号文(2016)的公告为契机，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企业在紧密供应链关系下开展的激进避税活动，与股东价值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市场在预期到，42号文的发布加大了企业的税务风险，因而抑制了具有紧密供应链关系的企业中的激进避税行为后，会倾向于在事件中对该类企业做出一个正面反应。即具有紧密供应链关系的企业股票，在42号文公告的窗口期内，更有可能获得一个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回报率。根据市场的这种反应可以合理推断出:站在股东的视角，紧密供应链关系下的激进避税对企业价值是一种减损。　　对于本文发现的这一看似有悖通常认识的现象，即避税并非增加而是减少了股东财富，本文提出了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的解释。紧密供应链关系中的激进避税，虽然能够帮助企业节约利润和现金流，但客观上也会给股东带来严重的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前者主要是指，管理层会趁机在紧密供应链关系下的激进避税中从事一些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引发了代理问题;后者主要是指，紧密供应链关系下的激进避税活动，会导致企业信息环境的恶化，降低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　　最后，本文通过实证证实了上述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发现了紧密供应链关系中的激进避税，所带来的这两类成本的四种具体表现。本文发现，在具有紧密供应链关系的企业中，伴随更加激进的避税活动，管理层过度在职消费增多;企业盈余管理加重;分析师对企业盈余的预测准确性降低;企业的股价同步性升高。其中，过度在职消费是代理成本的重要表现，盈余管理同时反映了代理问题和信息问题，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和股价同步性则是企业信息环境好坏的体现。　　整体来看，本文研究首先增进了对激进避税影响因素的认识。本文结论说明，企业与一类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供应商或客户间的关系，会对其避税行为的激进度构成重要影响。这与之前研究发现，企业与工会、政府间的关联会诱发企业激进避税的结论相呼应，补充了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激进避税中发挥重要影响的证据。其次，本文聚焦于紧密供应链关系中的激进避税活动，在针对42号文的事件研究中发现，这类避税有损股东价值。一方面，这向揭示出，避税并非必然提高企业价值;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研究提供了“避税有损股东价值”的一种具体适用情境，即在紧密供应链关系下开展的激进避税活动，是更有可能降低股东价值的。此外，这里的检验客观上，也为中国刚刚推出的42号文的税收政策效力，提供了实证支持。再次，本文找到的，紧密供应链关系中激进避税所带来的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四种具体表现，即过度在职消费的增多，盈余管理的加重，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降低，以及股价同步性的升高，不仅帮助洞察此类避税行为减损股东价值的原因，而且还有助于全面认识此类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　　最后，近年来兴起的“避税代理观”，是本文论证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本文认为，机会主义动机是管理层在紧密供应链关系这种条件下，做出激进避税决策的重要原因。而本文发现的，管理层持股在紧密供应链关系与激进避税间的调节作用，以及紧密供应链关系中的激进避税对过度在职消费和盈余管理的影响，也从不同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因此，本文研究补充了避税决策，特别是激进避税决策中，确实可能存在代理冲突的经验证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研究提供了会诱发“管理层机会主义避税行为”的一类具体情境，即管理层在紧密供应链关系中做出的避税决策更有可能带有自利倾向，相应地，紧密供应链关系下的避税活动中也更有可能伴随着管理层的寻租行为。　　本文研究的主要现实意义可能在于:对股东而言，本文研究提醒他们，当企业具有大供应商或大客户时，应当要格外关注由管理层做出的避税安排，控制过于激进的避税活动，堤防管理层趁机从事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股权激励或许能够成为优化管理层避税决策的有效方式。对于税务监管部门而言，本文研究提醒他们，在对跨国避税、关联交易进行审查时，要重视对企业供应链的分析，特别关注与企业联系紧密的供应商或客户，并要求企业对供应链方面的信息进行完备适当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