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新世纪,人类最突出的活动成果不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的突破创新,而是实现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拥有十三亿人口、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的中国,面临经济艰难转型、就业压力与日俱增、住房拆迁纠纷不断、医疗教育亟待公平等内部环境,面临西部边陲异端分子(达赖集团、东突势力)活跃、南海疆域风云突起、钓鱼岛争端摩擦不断、朝鲜核问题形势严峻等外部环境,多方位、深层次考验着中国政府政党的执政手段和执政能力。加强领导干部权力的制衡,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对于稳内安外、稳步推进中国特色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己初步在立法权、决策权、监督权等形式上形成了由人大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等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权力制衡体系,并在防止领导干部权力滥用,规范领导干部权力正常运行,消除领导干部腐败,实现领导干部权力制衡,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面临不断变化世情、国情和党情,由于政治体制、民主水平、生产力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等因素,新时期我国领导干部权力制衡仍然存在权力制衡法制不健全、社会监督力量薄弱、监督机构独立性差、监督机制不完善、权力运行不规范、监督主体权责不清等问题,因此我们要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创新、民主政治创新、精神文化创新,从而为不断加快构建、完善领导干部权力制衡机制积累基础,促进新时期领导干部权力制衡发挥出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效能。本文以比较分析、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为根本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探讨了领导干部权力的本质。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一种控制、支配和管理的具有强制性和不对等性的力量,体现出强制性、目的性、等级性、对象性、扩张性、诱惑性、侵犯性和腐蚀性等特性。当权力运用不受任何限制时会呈现出无限扩张的异化倾向,导致腐败的产生和专制的形成。人类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将权力置于一个可以有效运行的、比较完善的制约机制下,权力才能科学合理、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被运用,才能遏制权力主体滥用权力,有效防治权力的腐败。本文筛选和借鉴了西方权力制衡思想的合理因素。对国外权力制衡的主要思想,如洛克分权理论、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理论、杰斐逊权利制衡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鲜明指出了相关理论的局限性；对国外权力制衡的三种模式,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法国模式,进行了概括性阐述,指出了其在权力制衡上的优势和劣势。通过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笔者认为,我们既不能完全生搬硬套,也不能因噎废食,盲目拒绝西方国家某些先进政治经验,无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在借鉴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须认清两个方面的形势。一方面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西方模式建立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体现出它的先进性,但却存在效率不足的缺点,难以发挥发展中国家必需的有效整合局部与个体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难以发挥发展中国家必需的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现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快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将能文明和高效政治效率融入政治管理,打好跨更好实现权力制衡的基础。本文回顾和总结了我国领导干部权力制衡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研究马克思、列宁关于领导干部权力制衡思想,总结归纳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制衡思想的侧重点。用制度制衡权力,用法律制衡权力,用德育制衡权力,充分发挥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效能是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制衡思想的重心。在考虑政治体制、民主水平、生产力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指出了新时期我国领导干部权力制衡存在的权力制衡法制不健全、社会监督力量薄弱、监督机构独立性差、监督机制不完善、权力运行不规范、监督主体权责不清等问题。本文认为新时期实现领导干部权力的制衡,要多方位、多层次、多立场去考量、去研究、去探索。最重要的是要搭好领导干部权力制衡体系骨架,完善好领导干部权力制衡的顶层设计。科学配置权力,构建合理权力制衡制度,以权力制衡权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制衡权力；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以道德约束权力；加强公民合法权利维护,以权利制约权力；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各种权力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良好局面。同时也要强化领导干部权力制衡落实的具体措施。从严把干部任免关、严把干部的考察关来强化干部的选拔监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自我监督能力,扎实开展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纪检部门监督来强化党内外监督；从财务管理、机关管理、三公经费、党员领导干部财产等来强化党务政务公开；从加强新闻立法、营造社会舆论氛围来强化舆论监督,实现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协调,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