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是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和结构逐步发生变化,由于各种利益与诱惑的驱使,受贿类犯罪具有明显上升趋势,并表现出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化的特点。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一些新型受贿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是就受贿罪贿赂范围的不断扩大,理论界褒贬不一。对受贿罪的贿赂范围界定过宽,会导致刑法打击面过广,以至于过多的侵入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公民生活的“私领域”；范围界定过窄,又不利于有效打击新型的受贿犯罪,造成刑法社会保障机能的失灵。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受贿罪贿赂范围的界定,置于一个科学合理的视角之下,即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引入。本文在内容上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笔者主要是对受贿罪的历史沿革,国内外关于受贿罪贿赂范围的立法现状和研究现状做概括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第二部分,笔者主要是对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受贿罪的贿赂范围的扩张的观点做一个分析,讨论学界不同观点和在受贿罪贿赂范围确定过程中参考我国传统文化与我国当前反腐形势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性,将受贿罪贿赂范围的准确界定至于一个科学合理的视野之下。第三部分,笔者主要讨论刑法谦抑性原则之下的受贿罪范围界定问题,即刑法的有限性、经济性与受贿罪的贿赂范围。第四部分,主要是对我国受贿罪贿赂范围的理性思考,并对学界讨论比较热的“性贿赂”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讨论。笔者认为,应该将受贿罪范围的界定,置于刑法谦抑性原则之下,综合考虑国际刑法发展趋势、我国传统立法模式、民族文化、当前的刑事政策和反腐形势等,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一味的扩张或是缩小其范围都是不合理的,不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当前反腐形势之要求。本文在受贿罪贿赂范围的界定过程中引入了刑法的谦抑性,通过深入分析和论证了刑法谦抑性、我国传统文化、当前反腐形势以及刑事政策与受贿罪贿赂范围的界定的内在关系,尝试对受贿罪的贿赂范围做出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