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作为生产经营全球化的载体、国际技术转移的主体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重要渠道,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关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探讨,已从最初的资产交易优势和规模优势转变为知识的集聚、创新和转移。随着全球经营环境日益呈现出动态、复杂、不确定性的特征,跨国公司更加注重知识在整个跨国公司内部的有效流动与整合。然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多元文化机构,其积累的国别性专有知识产生于各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因此,其跨边界的知识转移不可避免受到宏观的文化和制度差异的影响。通过文献回顾,本文发现有关民族文化影响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很少,而且,在为数不多的实证分析中,统计结果几乎都显示民族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效果的作用不显著。然而,通过文献阅读和经验常识,本文认为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虽不会对跨国公司知识国际转移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它对跨国公司内部的沟通障碍和认知误会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将民族文化差异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希望通过实证分析挖掘出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路径。此外,本文还将利用Hofstede的四个民族文化维度,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来分析知识转移双方在不同民族文化维度差异上的调节路径,希望通过分析和比较找出不同文化维度调节路径的异同点,并能据此提出相应的提高跨文化知识转移效果的措施。本文结合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理论、跨文化管理和沟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利用Hofstede的民族文化维度,构建了影响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的民族文化差异影响的概念模型。该模型将民族文化差异作为调节变量,转移渠道、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作为自变量,知识转移效果作为因变量,针对变量间的关系提出相关基本假设。具体来讲,假设分为两部分:第一,关于决定性因素的假设。这部分主要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直接作用关系以及自变量间的中介作用关系,以便确定自变量作用于因变量的路径;第二,关于调节性因素的假设。这部分主要验证调节变量与因变量的直接作用关系以及调节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间路径的调节效应。在以上假设验证中,挖掘调节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间路径的调节效应是本研究的核心,本文分两步验证这部分假设:第一,验证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直接作用关系的调节效应;第二,验证调节变量对自变量间中介作用关系的调节效应。关于决定性因素的假设,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转移渠道(正式渠道和社会化渠道)、转移动力(传播动力和吸收动力)和转移能力(传播能力和吸收能力)这六个自变量中,转移能力与转移效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正式渠道和传播动力对转移效果也存在直接作用关系。关于自变量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对转移渠道与转移效果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作用;转移动力对转移能力与转移效果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作用;转移能力对转移动力与转移效果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作用。关于调节性因素的假设,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族文化差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权力距离差异、不确定规避差异、男性和女性主义差异这五个调节变量中,只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与知识转移效果之间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对于调节效应的假设验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差异、权力距离差异、不确定规避差异、男性和女性主义差异对转移渠道作用路径都存在调节效应。除此之外,民族文化差异、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差异对转移能力的作用路径存在调节效应;权力距离差异对转移动力的作用路径存在调节作用;不确定规避差异对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的作用路径都存在调节效用。而对于这五个调节因素各自总的调节效应,除男性和女性主义差异的总调节效应为负之外,其它四个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有正有负,因此,难以把握和判断这四个调节变量的总调节大小和方向。本文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创新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文献综述全面深入。本文文献综述部分基本涵盖了所有以往有关民族文化和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理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跨文化管理、跨文化沟通和社会资本理论,多视角考察民族文化差异影响跨国公司内部知识国际转移的机理。因此,这部分文献回顾和总结可以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借鉴;(二)研究视角和方法独具开创新和探索性。影响知识跨国界转移的情景因素常常是诸如: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知识距离、关系距离、组织距离等方面,涉及到文化距离的研究较少,而且即便涉及到文化的影响,也多是研究企业文化对知识跨国界转移的影响。此外,通过实证来研究文化差异对知识跨国界转移影响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在实证研究上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文献。本文将尝试设计问卷,收集数据,通过统计分析研究文化差异对跨国界知识转移的影响;(三)理论模型和基本假设更真实地反映了变量间的关系。本文不是单单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直接作用关系,还具体分析了各个自变量间的中介作用关系。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本文再来考察民族文化差异对这些路径的调节效应;(四)打开了文化差异对国际知识转移影响路径的黑箱。在为数不多重点研究民族文化对跨国界知识转移影响的文献中,本文发现它们多数将民族文化差异作为调节变量直接作用于自变量和转移效果之间或者作为自变量直接作用于知识转移效果,从而模糊了民族文化差异的作用路径。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了民族文化差异对知识转移效果的调节路径,从而使得此类研究更加清晰化。而且,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民族文化差异作为调节变量,其调节效应较少直接发生在自变量与转移效果之间的路径上,而更多地作用于自变量间中介作用关系的路径上;(五)全面分析了民族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本文不仅验证了总的民族文化差异的调节路径,而且还验证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差异、权力距离差异、不确定规避差异、男性和女性主义差异的调节路径。因此,通过不同文化维度调节路径的分析比较,能够为跨文化知识转移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六)解释了以往相关研究中民族文化差异对知识转移效果作用被弱化的原因。以往大量研究显示:知识转移能力(尤其是吸收能力)是影响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效果的最显著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然而,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几乎不直接调节转移能力和转移效果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调节转移能力和转移动力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对转移能力作用路径的调节。所以,正是由于民族文化差异这种曲线调节的特点,造成目前为止很多研究找不到民族文化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路径到底在哪,也致使很多研究得出民族文化差异对知识转移效果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及其实践意义:(一)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凡涉及到正式渠道或社会化渠道作用路径,民族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系数均是负数,也就是说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确实会降低转移渠道丰富性对转移效果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对正式渠道的丰富性对转移效果的作用削弱力度更大。对跨文化知识转移实践的启示:如果仅仅依靠大量的文本化或信息通讯技术来实现知识转移,而忽视文化差异对知识转移双方心理的影响和对彼此信息沟通理解的阻碍,那么正式渠道的丰富性程度对实现有效的知识转移作用会很有限;而且,诸如工作轮换、跨部门工作团队、非正式沟通等社会化渠道也会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导致社会化渠道的丰富性程度对实现有效的知识转移作用也会打折扣;(二)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民族文化差异确实会对转移动力与转移效果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而且民族文化差异对转移能力的调节作用也要通过转移动力才能最终影响知识转移效果。而且,凡涉及到转移动力或转移能力作用路径,民族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系数均为正数,也就是说,随着文化差异的加大,转移动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增强,而知识转移效果也会更敏感受到转移动力的影响。对实践的启示:文化差异的存在,的确会影响知识转移双方参与知识转移的意愿,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国家间经贸和文化往来的不断深化,知识转移双方提高了对彼此文化环境的认识后,文化差异的存在不仅不会降低知识转移的动力,反而成为克服心理障碍,促进知识转移效果的推进力量;(三)从民族文化差异对转移渠道作用路径的负向调节效应看,文化冲突和误解确实会导致跨国公司内部知识流动不畅和学习效率下降,然而从民族文化差异对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作用路径的正向调节效应来看,文化差异的加大不一定就降低知识转移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差异的加大,反而成为克服知识转移障碍,增加知识转移双方彼此吸引力,进而成为促进知识跨国界转移的有效推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