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不仅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种实践的、政治的问题。当代西方解释学有一种向实践哲学转型的倾向，它包含对伦理和政治的关心，这同样也是解释学彻底实现其普遍性的要求。可以说，“政治解释学”这一提法是必要的。政治解释学首先意味着，在理解和共同理解中，通过政治解释，自觉地承担起关切人的生活对“善”的选择与追求的问题。从狭义上看，政治解释学意味着从政治的角度阐释和解释文本，其目标是借助对共同体的政治解释来实现“善”；从广义上看，政治解释学应包含一切有实践属性并将实践哲学的“善”作为目标的解释学。总之，围绕“善”的追求而落实到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以及对这种理解和解释的反思就是政治解释学的特征。对“善”的追求乃是政治解释学的目标。
　　基于这一视角，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无疑是属于政治解释学的，它对《圣经》的政治解释可以划分为理论反思和实践应用两个部分。对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反思揭示了其政治解释学的理论意义，将这些反思应用于对《圣经》的政治解释显示出其政治解释学的实践意义。在理论反思的阶段，斯宾诺莎提出“关于《圣经》的知识只能求之于《圣经》”的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科学的、理性的、历史批判的方法。通过考察斯宾诺莎的解经原则和方法，本文得出结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神律知识对神启知识有一种绝对的优势，这把我们引向了斯宾诺莎政治解释学中实践应用的环节，这主要表现在斯宾诺莎对神启知识和神律知识进行政治解释，批判了非理智的迷信状态以及神权政治，并以《圣经》中的契约精神为例说明了近代国家政权的起源问题，同时表达了对容纳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的向往。总之，斯宾诺莎的解释学理论以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背景，对《圣经》的理解和解释包含了政治解释和理性主义的精神，对理性的推崇和对“善”的追求始终贯穿着其政治解释学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