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是近代社会伴随着“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民国之后,音乐会成为人们从事音乐艺术和休闲娱乐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早期的音乐会主要出现在部分大城市,后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社会生活变迁,才逐步在国内较多城市传播,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一项鲜明标志。音乐会的兴起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城市文化生活的演进与变化。对于民国时期音乐会发展情况的系统研究,有助于从音乐文化层面加深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了解,揭示这一新的文化事象在近代生活方式和近代文明建构中的作用,对深刻认识音乐文化与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关系,发展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近代中国的学校教师与青年学生,多是除旧布新的重要社会力量。也正因如此,20世纪初期,特别是民国之后学校举行的音乐会,成为了西方音乐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学校中知识分子聚集,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反应特点,以及音乐会在中国的演进轨迹,都能在学校音乐会的演变和发展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从目前学术界对音乐会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很少有专文对这一事象进行系统、深入探讨,也更缺乏对音乐会历史作出跨区域、综合性的深度关注。正因为对于音乐会活动及其历史面貌,人们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存在着许多研究空白,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探讨的空间。本文以音乐会在民国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和影响为中心,讨论音乐会与社会生活变迁问题。在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的大潮中,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发生深刻的转型,近代城市逐步形成与扩展,新的社会阶层相继出现,加之外国侨民文化生活的示范性影响,西方音乐会形式传入中国的条件已经形成。随着近代学校的兴办,音乐教育得以产生和兴起,使近代音乐发展在中国步入新的阶段。留学生群体对西乐的引进和推广,进一步为音乐会传入中国起了积极的宣传与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学校音乐会的兴起产生了多重效应。一方面音乐会作为教学活动不仅改进了教学,提升了学生艺术素养,还以新型音乐活动方式丰富了校园文化,以文明的欣赏方式陶冶了青年情操；另一方面学校音乐会还推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融汇中外艺术,促进各地交流,使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有了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世俗化、本土化走向,也使其举行的音乐会从形式到内涵都有了新的变化。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过程中,民族音乐得到了新的发展。西方音乐的猛烈冲击使民族音乐面临着严峻的道路选择问题,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在碰撞中借鉴,在抗争中嬗变,在交流中发展,走出了传承传统文化,吸纳外来营养,融汇中西艺术,不断更新发展的道路。社会民众与音乐人对西方音乐艺术的认识,也经历了“新奇—认同—借鉴”的演进过程。近代社会重新建构的社会生活方式,促使新式音乐家群体逐步形成,他们的人生经历、艺术道路及其生存状态,反映了音乐文化在当时社会的发展态势,也折射出与此相关的某些时代特征(如动荡的社会局面、民族反侵略战争等都会作用于音乐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民国音乐人群体由其独特的社会角色,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着特有的作用,他们不懈的艺术追求与艰辛中的奋斗,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音乐会的发展和演变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一定的关联。近代城市的形成、城市生活的出现、居民消费方式的演变等,使城市民众的文化生活出现了新的需要。城市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官吏阶层、工商业阶层,以及思想活跃、开放意识强烈的知识阶层,从不同的文化观、价值观、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出发,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音乐会形式的热情,推进了音乐会在城市文化领域中地位、功能与作用的提升。音乐会是近代文明在音乐文化的诉求和发展趋向上,具有自己时代特征和社会需要的产物。人们通过音乐会活动,传播着新的社会文化意识,音乐会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发挥着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与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中,显示出其推进文明与进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