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赛亚是现代犹太教与基督教最重要的核心观念之一,这一观念可以直接追溯到一世纪的犹太教中。然而,弥赛亚这一观念的产生发展与变化伴随着诸多外因。通过对埃及、两河流域、赫梯以及乌加里特/迦南等地古代王权的形态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近东文明中国王的身份常常具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体现为其代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来说,近东古代国王都肩负着在神面前代表人民,为其罪行赎罪的职责;另一方面,对人民来说,国王的特殊性体现在国王也是神的代表,藉由国王,神得以降福给特定的土地和人民。国王通过对祭祀仪式的参与体现其双重性,通过这些仪式,混乱的力量得到克制,宇宙的秩序得以修复。而在对《诗篇》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以色列呈现出一种成熟的皇家意识形态,而这种皇家意识形态与许多周边文化的相关传说文本有若干相似之处。巴比伦之囚后,以色列君主制已经衰落。在这一时期成书的先知文学中,虽然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神圣王权的因素,但它们如同以色列的王权一般支离破碎,国王不再是完成救赎的关键性人物。在这一时期,大祭司本身也成为了受膏者,词汇“弥赛亚”逐渐成为表达崇高神性的术语,用以描述接近神性的形象。此外,在崇拜仪式中,受膏者甚至等同于神。这一时期的先知文学中,出现了一个预存的“人子”形象,也被称为受膏者。他在其形象身份与职能与祭祀仪式中的受膏者高度重合:他是公正的审判者,将使以色列的神被普遍承认。人子要坐在神的宝座上,得着权柄、荣耀、国度、不能废去,也不能毁坏,万民都要拜他。而这种形象也渗透进《新约》的弥赛亚形象之中。《新约》中弥赛亚的身份与职能无疑都是从以往这一角色沿袭演变而来的,故而具有国王——王子、祭司、牺牲等多重特征。由于《新约》受到大流散与希腊化哲学的影响,普世主义成为了《新约》中弥赛亚的最大特征与新发展。古代希伯来传统中的弥赛亚观念受到近东古代文明的影响,但又在自己的历史环境中发展出了新的内容:在君主制时代与神权合一,成为君主合法性的象征与君主责任的来源,在流散与后流散时期则与君主逐渐分离,分散于神圣王权、大祭司、牺牲与预言中的“人子”中,这些形象虽然随着历史的不同发展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都反映了古代以色列人民对于光明和正义的向往,代表了其在苦难中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与不懈地追求,而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至一世纪成形的弥赛亚观也对后来《新约》—基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观与后来拉比犹太教中的弥赛亚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成为其弥赛亚观念的重要渊源,而且一方面为基督教构建耶稣与弥赛亚的对应关系,并发展其普世性与精神性提供了无尽的思想宝库,另一方面为拉比犹太教提供了其在后流散时期凝聚民族与信仰的思想资源,在拉比犹太教中呈现出更具民族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