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佛教作为东亚佛教文化圈的一员,其初传时期为高句丽、百济、新罗的三国时期,而其达到全盛时期则是在高丽时期。高丽王朝时期是整个朝鲜半岛佛教史的重要发展时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高丽时期佛教在与中国佛教文化的互动中,形成了由王室受容性佛教向民族民间化佛教的嬗变这一论点。并着重从中国佛教对高丽佛教的传播影响这一外缘因素,结合高丽王朝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本土化佛教民俗特点的内在因素,揭示出这一嬗变过程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性。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叙述了论题研究意义和目的,以及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总结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辨析。正文部分从历史分期和论点脉络出发,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第二章论述高丽前期佛教主要为王室佛教和汉传受容佛教,并论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风俗文化因素使得高丽时期形成王室佛教特点:高丽前期,禅宗与地方豪强关系密切,高丽王朝为了控制地方势力学习中国开设科举制,同时为了控制与乡豪相联系的僧侣开设僧人的科举制—僧科制,僧科制与中国僧官制度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大相迥异的特殊国情和影响效果。并据史料记载统计得出高丽历代国王大多推崇佛教,很多王室子弟和贵族子弟时兴步入僧门。奠定开国佛教的僧人道诜的风水图谶对佛教在高丽兴盛以及佛教参政的影响,并形成了僧人大多兼地理风水师的高丽特色。王子国师义天开创海东天台并代表王室佛教的教宗一派统合圆融禅、教两派,高丽王族对于佛教文化在高丽朝的兴盛有着重要政治保障。第三章论述高丽佛教后期向民族化民间化的嬗变,将论述到这一时期创立了至今在韩国形成最大教派的韩国民族佛教曹溪宗的创始人知讷,他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和武臣的禅宗立场再次圆融统合国内禅、教两派。通过对高丽时期形成的韩国民族佛教曹溪宗与中国禅宗的源流和异同比较,凸显韩国曹溪宗独具的民族性特点。这一时期成立的定慧社等结社组织对佛教思想文化从王室贵族向民间普及的重要作用。并且在高丽王朝国运,社会经济制度阶级等各方面由量变到质变的状况下,高丽佛教也出现由上向下的传递,和上衰下兴的嬗变。第四章从中朝交流史的角度分析高丽佛教由前期王室受容性佛教向民族民间化佛教嬗变的原因和意义,对后世及东亚各国的影响,以及高丽佛教对中国佛教的文化反哺。第五章结论部分综述了全文要点,提出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