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合同承包制购买一直是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方式和创新工具。然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远非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富有成效,尤其是近年来公共服务领域大规模的回潮、挫折和反复向市场化、社会化供给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德霍格、唐纳德·凯特尔、周志忍、王浦劬、王名、周俊等大批学者开始反思,是否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矫枉过正”和特殊的政治气候,社会对于民营化和公私伙伴关系等新公共管理理念表现出异常非理性的热情和依赖。换言之,公共服务合同承包制购买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并非孤立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经济发展阶段、民族国家-社会契约关系等一系列外部变量的不同组合都有可能影响其治理效果并衍生出不同的治理问题,而对于不同的治理问题,应当客观、理性地加以系统分析,而非盲目推崇。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是在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构建公共服务合同承包制购买动员、风险与治理的研究框架,即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兼有政治学的多元视角分析框架。第二是从宏观上介绍公共服务合同承包制购买的制度背景,从而为下文的相关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是以“传统-现代”社会动员演化的现实考察为依据,从内容、方式和结果三个方面的显著差异性着手,明确公共服务合同承包制购买的动因、目标与路径。第四是基于整体性的多元视角分析框架,结合管理学和政治学视角剖析公共服务合同承包制购买风险治理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委托-代理困境,并提出相应的管理、监督、激励策略。第五是遵循新制度主义和理性精神,对公共服务合同承包制进行流程和行为主义的逻辑分析,在明确其中蕴含的风险变量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其中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缺陷问题,进而提出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市场竞争机制维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