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而从党中央逐步发展战略来看,“十四五”时期又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时期,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高农村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增加农村劳动力收入不可避免。技术创新与效率、产业升级、现代化体系建设等紧密结合的特征更加明显。无论是从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还是从创新创业的氛围,亦或是从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来看,促进农村地区技术创新投入的提升已经蓄势待发。技术创新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可能改变甚至重构农村宗族文化格局。本论文从民族文化角度展开对农村企业创新的研究。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仁者爱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中指出,儒家之爱,是有其明确的核心与出发点的,这就是“孝”,也就是对父母的爱。由这个出发点引申开来,就得到了儒家的一切其他美德。“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孝”的内容是对老年长辈宗族成员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由此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宗族。宗族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我国宗族文化制度大致经历了宗法制度、士族制度、理学儒家形态、“民主化”转变四个阶段的演变。宗族文化制度在演变中,逐渐由正式制度转变成非正式制度。改革开放后,宗族文化演变成社会资本的现象越来越明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乡村向城镇化转变的趋势不可避免。城镇化、乡村并居等不可避免地要打破农村固有的宗族文化格局,并重构一个新格局。宗族文化具有社会资本的特点,其对企业治理的影响也基于这种社会资本的特征。宗族文化的凝聚力与内部性导向,倾向于构建一个参与、信任和合作的工作环境,还可以通过参与决策,增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缓解关系网络矛盾。由此可见,信任和关系是宗族文化社会资本属性的重要内涵。本论文基于此,通过构建信任和关系两个中介变量,研究宗族文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本论文主要依托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千村调查”获取的数据探讨宗族文化影响企业创新渠道的机理,通过构建“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两个中介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宗族文化规模可以提升农村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还可以促进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但是,宗族文化不利于农村地区社会信任的形成;2、创业者的社会关系是宗族文化规模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中介渠道,宗族文化规模可以通过农村地区创业者的关系网,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施加影响;3、实证分析过程中,发现农村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农村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基于实证结论,宗族文化规模也可以通过农村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施加影响;4、由于东部地区经济较高的发展水平、城镇化、乡村并居等,东地区农村宗族文化制度被重新塑造的可能性更高;5、农村创业者政治身份,破坏了创业者社会关系的传导作用,政治身份在农村创业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本论文研究还存在诸多缺陷。首先,采用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千村调查”问卷截面数据,样本对象为农村企业,由于农村地区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建立极不完善,非正式制度作用更加明显,实证研究控制变量设置把握难度较大,受干扰的可能性很高。其次,由于研究宗族文化与企业创新的中介变量模型相关文献较少,很有可能导致本论文选取的中介变量不够典型,降低了研究的实用价值和启示意义。最后,本论文实证研究中,尽管从相关性分析、均值差异性分析、基准模型、稳健性检验及分组回归均得到,整体上社会信任对农村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是负向的结论,但还不能很好地直接说明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成立,结论的可靠性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