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用典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用典之法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而李商隐则是唐代用典最多的诗人，用典是李商隐诗歌的一大特色。本文拟以杜甫七律用典情况为参照物，研究李商隐七律用典对以杜甫七律用典为代表的传统用典之法的发展和超越，进而展示这种新变对作家个性化创作风格的形成和诗体本身的发展、演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除简短的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用典的外部形态。从杜甫七律到李商隐七律，是一个从无意用典到依赖典故而表达的进程。杜甫七律只是一般地使用它，而李商隐七律却对它特别关注和有意强调。主要从三方面来考察：1、典故的分布。杜诗用典随时敏捷、信手拈来，典故分布处于离散状态。李诗用典则随着数量的增加出现了高密度、类型化和系列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反过来又有助于诗人个性化诗歌风格的形成。2、典故的组合。杜诗中的典故组合多为二典联结式。这种模式促进了律诗体制的成熟和完善。李诗习以多典组合。从结构方式的角度看，并列铺排式用典开创了“獭祭体”这种七律新体式，为西昆派导夫先路。电影“蒙太奇”式用典方法直接导致了李商隐七律语言风格的女性化特色和词化特征。3、典故的地位。杜甫七律以赋叙为主而中兼比兴，因而只是一般地使用典故。典故意象在杜诗中处于伴随地位。李商隐七律主体部分常以典故组来表达。典故意象在李诗中处于主导地位。典故意象婉约传情、深隐蕴藉的特点统摄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第二部分为用典的内部运作机制。从杜甫七律到李商隐七律，展现出一个从忠实典故到超越典故的进程。这个进程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它的潜能，使它最终能影响作品风格的形成。主要从两方面来考察：1、用典的机制。杜诗用典精切，强调典故中历史与现在、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而李诗用典本着“遗神取貌”的原则，是对典故的背离和超越。这样的典故与比兴、联想等艺术手法结合，形成二重比兴结构。这是李商隐七律用典之法中最富创新意味之处，也是造成其诗旨多隐僻幽曲，影响其诗歌委婉含蓄风格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2、用典的效应。杜甫七律用典力求达到“水中着盐”的艺术效果。他暗用典故，将经典性语言消融于现实场景之中。典故的特殊性被诗歌文本内容所消解。而李商隐七律以用典作为构成二重隐喻和增大隐喻距离的手段，最终导致作品具有无限大的张力，使诗歌的解读走向复义。用典增强了李商隐诗歌的艺术表达效果，对其独特风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全文约二万八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