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来临带来了理性化与主体性的思潮,并使得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在现代性的影响下,诸多国家顺势革新了自身的政治形式与法律制度,并先后迈入现代国家的行列。然而,不同于西欧诸国,德国却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困难,其中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更是引起了诸多理论关注与实践困惑。在这一方面,诸多学者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与法律的合法性究竟应当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对于这一问题,韦伯与哈贝马斯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回答。首先,韦伯处于现代化迅速发展的起步时期。对此,他认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化不断发展的过程,是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不断扩展的过程。因此,在合法统治的理想类型中,他指出法理型统治才是现代社会的合理选择。而对于形式理性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官僚化困境,韦伯则将希望寄托于统治中的卡里斯玛型因素。按照这一思路,韦伯积极地参与到魏玛共和国的立宪过程中,并提出了一种直选领袖式的混合民主制。尽管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构筑了社会学领域中的经典范式,但这种形式主义的法治观也招致了诸多批评。在韦伯之后,哈贝马斯成为了对德国政治影响深远的另一思想家。在哈贝马斯所处的年代,现代性的发展已进入成熟时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法性危机开始显现。为了应对合法性危机,完成未竟的现代性事业,哈贝马斯对理性概念进行了重构,将工具理性发展为交往理性。在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进行了重建。通过公共领域的商谈程序,他为合法性概念重新注入了规范性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他将发展公共领域作为解决危机与重振合法性的途径,并在欧盟立法的过程中进行了实践。尽管哈贝马斯的理论在现实性的层面上时常被质疑,但其亦构成了合法性理论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综合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哈贝马斯对韦伯的批判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在现代性的维度上,哈贝马斯将韦伯的工具理性发展为交往理性;第二,在合法性的维度上,哈贝马斯将韦伯的形式主义法治观发展为程序主义法治观;第三,在实践性的维度上,韦伯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的层面,而哈贝马斯则注入了后民族视野。可以说,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是对现代法律与政治的实证式诊断,而哈贝马斯则试图在此基础上提供规范性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这种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现代性语境不同:韦伯处于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他的合法性理论旨在为民族国家的崛起提供建立国家认同的方案;而哈贝马斯则处于现代化发展的成熟时期,他的合法性思想旨在为现有的民主制度提供有效辩护,为欧洲的跨国治理提供建立公民认同的方案。从更深的层面上看,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其实殊途同归,他们都展示出了一种共同的思想关切:在理性化与世俗化的潮流之下,人类的群体认同与未来命运将何去何从。而哈贝马斯对于韦伯理论的批判与发展,也可以为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提供重要的启示:要培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合法性,应当大力培育国内的公共领域,并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世界公共领域的建构。或许,今后真正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合法性的体系中把握事实与价值的尺度,衡量规范与经验的比例,从而使得合法性理论能够更好地为当今时代的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