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形象群体,史书中对其的记载资料也颇为丰富,由此所衍生出的胡汉关系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书写主题,且备受学界关注。兼容并包的唐王朝是胡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繁盛期,其数量之大、形象种类之多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此类小说模式也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胡人形象发展到晚明时期更为丰富多样,胡商、胡僧、胡将、胡女等形象在前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又糅合了晚明的时代特色,值得学界的关注与挖掘。本文在整理了晚明通俗小说中相关的胡人形象的基础上,通过与前代胡人形象的对比,并运用文史互证等方法来探究带有晚明时代特色的胡人形象。通过对晚明通俗小说的研读,本文包括绪论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分为三个小节:第一部分是在综合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形成本文的依据,以及本文的研究价值。学界关于胡人形象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在唐五代时期,晚明通俗小说中出现的这一批胡人形象,包括胡僧、胡商、胡将、胡女等,蕴含着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但学界给予的关注较少。在晚明通俗小说中,除去对前代胡人形象的承继之外,文人们对胡人形象的刻画更具开拓之功,尤其是胡僧作为情色代表的描述、胡商献宝故事情节的刻画、识宝故事中新出现的识宝群体“回回”、胡将番兵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人的爱国之情、胡女形象中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发展等,这些胡人形象是文人主观想象与晚明社会现实结合的产物,是读者关于此时期认知的重要工具。相较于前代的胡人形象,此时段的胡人形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第二部分则详细地阐述了学界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文学作品中胡人形象的探究更多地放置在唐代,并结合唐代的文化特色来阐述,但学界对胡将、胡女等形象的关注比较少,而在笔者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胡将、胡女等形象。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分散零碎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地阐述,更需要完整系统的论述;第三部分则根据学界的现有观点,结合本文的论述对象,对论文中出现的“晚明”、“胡人”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晚明”时间段主要是在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而“胡人”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笔者兼采众家学说,将胡人的地域范围定为北方、西部、以及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正文共有三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僧形象。除去胡僧作为佛门弟子所拥有的慈悲情怀之外,“色情化”的胡僧是晚明时代的产物,而此类形象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除客观的社会环境影响外,文人的主观想象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面貌,是文人从异族形象中发现自我想象是如何构建的,文人在塑造此类形象时,更加注重将个人情感倾注其中去实现批判、教化等社会功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胡商识宝的故事。笔者认为晚明胡商识宝主要有两种重要手段:“眼观”与“心知”。这两种看似简单无奇的识宝方法背后却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融合了儒释道等精神内旨。胡人作为商人身份早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就已出现,如胡人从事酒水交易、买卖食物等活动。在此类情节中,文人对胡商的描述相当简略,而在识宝故事中胡商的形象则更为丰满,识宝故事也在文学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被注入新的宝物、新的识宝人物以及新的识宝模式而成为文学母题,这也就使得本文在论及胡商形象时将重心放置在识宝故事中。相较于前代文学作品中全知全能的胡商形象,在晚明通俗小说中,胡商神秘莫测的形象受到了冲击。这不仅仅是文人自身在创作过程中对其神秘性的消解,更是由整个时代所决定的,中原商人的崛起等客观因素都导致胡商地位的下降,他们逐步淡出文人的视野,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书写对象。第三章主要探讨了胡将与胡女的形象,这两类形象在晚明通俗小说中占据了大量篇幅。此类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文人的创作,不如说是文人的希冀,在外强侵华的时代,无法投笔从戎的文人只好以笔作为保家卫国的武器,重新演绎国初盛事以激励民气,讽喻当局。胡女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史书中不乏对其婀娜多姿形象的记载,也有其服务在色情行业的史料证据等等。但在笔者所论及的文献中,胡女也不乏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没落,作者呼唤救世英雄的迫切心情,与此同时,也彰显了女性追求独立意识的觉醒。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所论及的四类胡人形象:“多面”的胡僧、识宝的胡商、文人“天朝上国”心态下的胡将番兵、刚柔并济的胡女。这四类胡人形象的构建带有强烈的晚明时代特色,也融合着文人的主观想象。但时代的变化,朝政的更迭,人们认知的提升等原因,使得胡人所附带的神秘光圈逐步被文人们瓦解,也渐渐淡出文学作品的写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