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长为其跨国并购绩效提升提供了巨大的“经济顺势”^[1],而在“一带一路”及“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指引下,顺应企业战略发展的海外并购呈活跃态势。然而并购中却普遍存在着“文化逆势”的现象,影响着跨国并购绩效。为了全面分析“文化逆势”背景下的跨国并购成功路径,文章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识别出内外部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都有显著负向影响,组织文化强度差异作用更为强烈,验证了“文化逆势”现象。在此基础上,从东道国国家层面、交易层面以及企业层面三个角度寻找能够调节文化差异且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前因变量,发现:东道国竞争指数、交易规模和企业规模可以有效缓解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并能直接作用于跨国并购绩效,其中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较为强烈。鉴此,文章进一步通过fsQCA方法,将文化差异、东道国竞争指数、交易规模以及企业规模作为前因条件,识别出基于文化差异的跨国并购驱动路径:内部主导型、外部激励型、内外整合型以及外部约束型,以发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经济顺势”优势,规避“文化逆势”风险。除四种跨国并购驱动路径以外,文章还从文化与非文化因素以及政府层面提出相关建议对策:（1）正视文化差异,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依据文化差异选取合理的并购目标,构建兼容并蓄的内部文化,积极利用文化差异,促进文化融合;（2）把控非文化要素,利用东道国环境,发挥优势,拓宽融资渠道,提升自身实力,全力发挥所握资源能力;（3）侧重政府调控,发挥其支持引导功能,完善相关法规,鼓励民企,构建信息服务平台,支持服务机构发展。综上研究,希望本文能够完善文化差异以及跨国并购相关理论,促进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国内管理学的应用,并为我国企业成功实现跨国并购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