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在先秦两汉时代，更是成为经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郑玄诗学，建立在汉代经学盛行的时代风气下，通过对前儒学经学学术的继承，将《诗序》、《毛传》、《易经》、东汉谶纬学融会于自己诗学的体系之中。形成了以礼乐为核心价值旨归的独特阐诗学价值取向和诗学理论的建构。无论是对《诗序》《毛传》礼乐思想的申明，还是自家别出机杼的强化，都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乐之道作为诗学阐释的最终旨归，从而形成其诗学以儒家礼乐思想为核心价值取向的鲜明特色。郑玄诗学深深烙上了汉代儒学礼乐文化以现实的政治以及当下的人的生存状态为根本价值追求的印记。他的诗学广泛汲取有汉一代各种学术的精华，五经、谶纬兼收并蓄，多管齐下。意图以儒学为津梁，倡导符合儒家所推崇的礼乐秩序，形成其诗学旗帜鲜明的礼乐价值取向。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应有的姿态。郑玄诗学的礼乐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取向，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孟、荀子等儒家学派及汉儒将先秦的音乐理论作为礼乐文化建构的“乐”的主要材料的必然结果。正是礼乐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和制度化，使得音乐理论向“乐”论的渐变。从而把本属于音乐、后来转变成为被意识形态化的附属于礼乐的“言”的论述，衍变出带有明显政治功利性、具有文学理论性质的诗学理论。虽然这种诗学理论的提出并不是“自觉”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先秦儒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文学理论。乃至到了汉儒那里，虽然提出了诗学理论的相关范畴，但没有具体与诗学创作直接相关的内涵。郑玄诗学在走向全面总结的道路上，将礼乐作为其核心价值追求。在阐述《诗经》及《诗序》时，将诗学理论的范畴逐渐转向了“言”。也就是《诗》的文本内容和形式的创作本身，赋予了诗学理论范畴具有文论性质的内涵。客观促成了先秦汉代文学理论在汉末与礼乐分离的趋势。郑玄诗学理论对先秦汉代相关理论的继承和深化，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古代文学理论生成的历史路线。它告诉我们，先秦汉代诗学文学理论的产生，不是产生于艺术，也不是产生于宗教，而是产生于兼有艺术和宗教性质的礼乐文化形态。它是礼乐文化的副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