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社会开启了一场具中国式的民主运动,中国走到一个具“多种可能性”的路口。政治民主化的尝试,带来了一场文艺上的“民主化”试验。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初步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同年,5月2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京与科学家文艺家座谈,对“双百”方针作了公开的具体的阐释,至此,“双百”最终确立,“百花文学”的序幕得以拉开。　　 “百花文学”是指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反右”斗争的开始这段时间,文艺界文学观念探讨、批评、创作、出版等状况。“双百”方针的提出,使得一体化的文学规范的调整成了可能。在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以往被压抑的异质声音不断呈现,并不断冲击着文学规范,挑战文学体制的容忍度。规范的调整、异质的挑战、体制的舰训,使得这段时间的文艺界尤为“热闹”。然而,在一体化的大格局没有丝毫改变的状况下,任何挑战和质疑,注定会失败。“百花时代”最终的悲剧性退场充分说明了这点。“政教化”的文学体制固然是主因,但文艺界长期被“思想去势”造成的理论缺陷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因而,本文在呈现异质的挑战和突破的同时,也会分析文艺界“先天的缺陷"带来的很大的局限性。　　 本文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大环境入手,回顾“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过程极其内在规限性；第二部分则主要从文学观念入手,描述“百花”背景下的观念探讨和争鸣,并分析其不足；第三部分主要从文学生产入手,探讨文学刊物、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编辑修改等生产方式的状况、特点、规律及诸种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