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为何物,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究竟如何,道德可以对法律进行合法审视吗,法律能否强迫人们从事违背其意愿的事情?这些问题,千百年来都被视为极具挑战的传统难题,古往今来无数学者都在对其不断地探讨和研究,但却从未产生过足以使每个人都能够信服的答案。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法律与道德都是密切相关、难以完全分割开来的,众多学者们认为道德能够为法律提供依据,可以成为评判法律公正与否的根据。但是至近代以来,特别是康德之后,中立性原则逐渐占据了上风,根据中立性原则,一个自由的国家不能公开信奉某种良善的生活观或者把这种观念强加给公民,而必须在什么是良善的生活上保持中立。这一原则在法律层面上则体现在任何一种完备性的道德观念或者宗教观念不能成为评判法律公正与否的依据,进一步而言,法律不能强迫人们从事违背其意愿的事情,哪怕此事对其和国家都有好处。中立性原则在20世纪中叶占据了学界的主导地位,自由主义流派的学者均为其著书立说,将其奉为圭臬。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遭到了社群主义的强烈反弹,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以德性论和目的论为根基,力图修正中立性原则,在法律与道德思想上,他们认为法律不应该也不可能剔除道德观念和道德评价的因素,国家有权并且也必须通过立法强迫公民从事对其有益之事,国家应去肯定并引导一种良善的生活观,国家需要去完成这样一种道德法律化的过程。本世纪以来,国内也开始对社群主义的思想进行研究,但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在哲学层面上,法学方面的涉猎不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仅有张知干的《社群主义法律观研究》、张天上的《社群主义权利观研究》、程关松的《现代法治文明元叙事中的社群主义修辞学》、朱光涛在《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法学的三个挑战》、华雨的《社群主义冲击下的少数人权利保护之嬗变——以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为视角》等作品。并且它们中的大多数主要还是围绕着社群主义的权利观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在法律与道德层面上的专述几乎没有。因此,笔者选择法律与道德思想这一切入点对社群主义的法律思想进行论述,试图尽己绵薄之力。本文共分为导论、正文六章、结语八个部分,在正文六章中围绕道德法律化这一主线,以道德是否可能够对法律进行合法审视和国家能否通过法律强制公民过某种良善生活两大问题为核心,着力阐述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思想。引言包括论题的缘起、相关文献综述、法律与道德思想的理论界域、论文研究思路以及结构等等。该部分的目的是指明本文的写作方向以及阐明本文的问题意识:是笔者对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关系、道德法律化的思考,以及对人性的关注。第一章从理论渊源和社群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来介绍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一个流派的产生是与流派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密切相关的,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构建也是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结合当今的现状来看,社群主义的法律与道德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从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分析。在基础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存在论基础,即对社群这个概念的解构,二是价值论基础,即善优先于权利,提倡公共善。这两点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分歧的根本所在,二者所有的观点分歧均是建立在不同的“社群观”和“权利观”的基础之上。社群主义也正是在批判自由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基础之上构建其自己的学说观点。在价值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社群主义对国家中立原则的批判,此乃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价值论的核心所在。正是由于对国家中立原则的反对,社群主义才会推断出法律的确立与评价离不开道德,国家也应引导人民过上良善的生活。第三章是对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两大核心问题的研究,即在民主国家,民主多数的道德观念能否体现在法律中以及国家是否有权强制公民从事对他本人和国家均有好处的事情,这也分别是道德法律化静态过程和动态过程。社群主义以“罗伊诉韦德案”、“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为出发点,通过对堕胎问题和同性恋问题的研究,借此证明在立法、司法过程中是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的,势必会引入道德判断。社群主义进一步通过对兵役制度和基础教育问题的探究,阐明如果缺失了国家通过法律对民众良善生活观的引导作用,那么社会将遭遇严重的危机。第四章是道德法律化的结果和影响分析。道德法律化的必然结果就是理想的政治社群的构建与重塑,这也是社群主义“法律事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所在。国家作为最大的政治社群,其形成包含了社群成员对道德有基本的共识,成员之间有相互利益,并且还有将二者制度化的一个政治机构等基本的要素。成员在政治社群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群主义想要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社群,就需要对国家的职能进行重新界定,也需要对政府的性质进行重新划分,因此社群主义提出了“积极国家”和“回应型政府”的构建,通过国家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来促进社群的善。第五章是自由主义的回应以及社群主义的再批判,包括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回应,以及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回应的再次批判。面对社群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派代表人物罗尔斯和德沃金都作出了积极回应。罗尔斯将道德观念与政治的正义观念区分,以此来维护国家中立原则,并借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的概念对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两大问题进行反驳。德沃金相比罗尔斯而言,更温和一点,他在梳理和批判了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四种观点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之所以保持中立,是因为平等原则,而并非是要将道德价值完全剔除于政治价值之外。在自由主义回应之后,社群主义学者再次对其回应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在自由主义的回应中,虽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其回应却带来了其他更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回应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不足与缺陷。第六章是社群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及儒家的法律与道德思想的比较,是将社群主义法律与道德思想的内容放到我国的视野之中。一是从理论上与马克思的法律与道德思想比较,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社群主义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法律、道德和国家的阶级性,故其理论还有不足之处。二是从理论上与传统儒家法律与道德思想进行比较,寻求两者的契合之处。结语是对本文的总结,认为从现实中,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会受到情感的影响,人们在立法、司法、守法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脱离道德价值评判,坚持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出于对善的追求,国家确有必要引导公民,但是在引导的过程中,也应注意国家权力的界限,防止假汝之名行不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