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农业现代化作为从生存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变，需要有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撑。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开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2。本文正是以农业现代化发展为前提，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为背景，对当前我国“农超对接”模式进行研究。因为农产品流通模式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能否有效解决，农户与市场能否顺利对接。
　　流通模式创新一直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主要采取了“统购统销”的流通模式，这种农产品流通模式，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农产品供求失衡的矛盾，但长期来看阻碍了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发展，对农业产业化发展也产生了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产品流通经历了从“双轨制”到全面放开这样一个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农产品流通模式也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逐渐发展到当前以“农超对接”为代表，包括以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为主要载体的多元化农产品流通格局。本文在对我国农产品流通模式及其变迁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研究了农业发展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关系。尤其探讨了“农超对接”成为我国农产品重要流通模式之一的原因。认为：“农超对接”模式由超市负责农产品的销售，使得农户从销售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农产品生产，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扩大了农产品市场；且“农超对接”模式大大缩短了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促进了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实现机制运转，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再生产的进行，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从而使“农超对接”成为了必然。同时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合作社等中间组织的壮大、大型连锁超市的发展、消费者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政策的支持等也使得“农超对接”模式具有了可行性。
　　本论文重点研究了当前制约“农超对接”发展的因素。“农超对接”作为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一种重要模式，实现了商家、农民、消费者共赢，实现了农业生产的产销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然而就其现实运行来看，该模式还存在许多应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本论文以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为指导，从构建准备、运行实施、保障落实三方面深入研究了制约“农超对接”模式发展的因素。认为：该模式在构建准备方面存在缺乏实施动力，参与意向弱和缺乏接洽渠道，难寻合格交易对象的问题；在运行实施方面存在农产品生产难以把控，质量不稳定和物流配送服务滞后，农产品损耗大的问题；在保障落实方面存在资金、技术、人才、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论文联系我国“农超对接”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农超对接”发展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认为在“农超对接”构建准备方面要积极宣传，增强合作意向；通过多种途径，疏通对接渠道；加强各参与主体间的交流，共享市场信息。在“农超对接”运行实施方面要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等级标准化；完善冷链物流系统。在“农超对接”保障落实方面要制定并完善“农超对接”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本文在以下两方面有一定的贡献。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本文将“农超对接”纳入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进而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大体系下来研究。在研究思路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从农业发展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流通模式三者关系入手，以相关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农超对接”模式的必然性以及存在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如何优化“农超对接”这一流通模式，使其更好的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服务。
　　本文还存在很多不足。对理论分析和应用的驾驭能力还不够成熟，对“农超对接”制约因素的分析不够深入，且因缺乏定量分析，使其说服力不够，这些都有待笔者进一步提高学术能力后再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