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经历过某个具有高度环境敏感性的且受时间限制的“敏感期”后,环境会给主体打下心理“烙印”,使其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不断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中形成与该“敏感时期”相匹配的个人特征,并对今后的决策风格与价值观念等产生影响。当个体在企业中首次出任CEO一职时,其在职场中所处的环境会发生较大的改变,此时CEO处于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将会成为其人生中的“敏感期”,为个人的决策风格与价值观念等打上“烙印”,并对其之后的管理行为产生影响,使之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敏感期”经历是个人特质的来源之一。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而2008-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仅为14%左右。即便考虑到部分企业能够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此项数据仍表明,我国上市企业中的避税现象普遍存在。自“高层梯级理论”（Hambrick＆Mason,1984）问世以来,学者们普遍认同高管的价值观念和管理风格等都会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过往的大量研究已经验证了性别、能力、过度自信等诸多CEO个人特质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但鲜有从CEO个人特质的来源角度研究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那么,在萧条环境下首次任职的CEO会受到怎样的烙印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税务筹划?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的数据,以债务风险作为中介变量,以两职合一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CEO初次任职时的经济状况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1）首次任职时的经济形势会给CEO打上烙印,影响企业的避税决策,并且,在经济形势低迷时期首次任职的CEO利己主义价值观更加强烈,其当前所在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更高;（2）CEO首次任职时较差的经济形势能通过缓解企业的债务风险,间接提高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即债务风险对于两者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两职合一对于两者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具体而言,两职合一会降低在较差的经济形势下首次任职的CEO所在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上述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首先,企业在选择高管人员时要把其过往经历纳入考察范围,发挥烙印效应的积极作用。其次,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合理设置债务结构。最后,监管部门要合理利用高管的权力配置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优化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