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随着全球化在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入，西方儿童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儿童以及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儿童对西方文化产品的热捧，使中国儿童潜移默化的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也因此更注重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与形式上逐渐失去了民族的特色。面对中国儿童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淡漠、中国童话创作背离本民族文化的态势，我们应该如何创作中国儿童文学，是向“西”发展还是沿“东”发展，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儿童文学应该建立在自己的文化之上，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对西方文化固然可取，但绝不能使其替代中国文化，本论文即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民族文化鲜明且创作最成功的周锐童话进行研究，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模板。周锐不仅在童话底蕴中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精华的吸取，还将相声、评书、快书、京剧中的艺术手法融入到自己的童话艺术形式中，其童话在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上均呈现出民族的特色。儒家“积极进取”、“以人为本”精神是作家隐藏在童话文本背后最多的思想内涵，作家不仅对儒家文化思想进行继承，在童话中还闪现出道家与自然和谐的精神以及佛家对生命的探索思想。童话文本深层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使周锐的童话储存了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不仅在思想内涵上，周锐的童话在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出中国的特色。作家将相声营造笑料的手法融入到童话中，使童话幽默味十足；评书故事情节紧密、跌宕以及细致、逼真的刻画让童话世界中的一草一木变得活灵活现；快书多样的语言形式让童话文本超越了自身束缚，灵动起来；京剧激烈的矛盾冲突和表演模式、富有特色的脸谱文化艺术使童话充满了儿童最喜爱的游戏精神。周锐的童话体现出中国文学在思想与形式上一脉相承的传统，为中国童话的创新找到了基点，但同时作家也向现代文化学习，拓展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为中国童话生命不断注入新的“营养”。如果一味学习西方，只能在其后效仿，只有拥有自己的特色才能使中国儿童文学更好的发展，通过分析周锐作品在形式与内涵中的民族特色，意为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指明道路，儿童文学的创作只能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之上，如此才可还民族儿童自己的民族灵魂。时代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和作家自身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体验为作家挖掘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而儿童在心理机制上对深刻的文化思想的接受也是作家为儿童写作的前提。儿童文学需要游戏精神，因而作家在童话艺术手法上将目光转向最具有游戏性的民间文艺之中；作家对民间文艺的迷恋是周锐童话创作成功最内在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