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已有文献对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也观察到中国省级区域财力的显著差异和经济增长的巨大差距并存,本文从多层次、多视角探讨了中国的财政分权、集权的权衡与区域经济均衡增长之间的联系。中国不仅地区经济差距巨大,以人均GDP衡量的东、中、西部省份地区的经济差距还有加剧的趋势,而且城市与农村也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呈现出以城市为中心的财政格局。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在保持政治稳定和中央高度控制力的前提下,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国存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力使得中央政府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地方政府基本上只能不断适应中央政府利用其政治控制力调整的央地之间的财政关系,与此相对应,省级以下政府财政关系也在不断进行调整。所以呈现出中国财政体制不断处于变革之中,其核心是中央政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在财政分权与集权之间权衡。具体来说,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采取了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行了财政包干制的财政分权改革,不过,财政包干制导致“两个比重”降低,造成中央财政困难,所以1994年进行了税收集权的分税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2002年还进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随后又推行了“省直管县”等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然而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一直没有开展。中国不断在财政分权与集权之间权衡与变动,意图是达到地区财力均等的目的,然而事实上却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地区财政的不均等,分税制改革仅仅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导致财力层层上移,地方政府越往下一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缺口就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格局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资本积累水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同的资本积累水平使得东、中、西部省份在金融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劳动力、产业结构、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别的存在结合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不同,最终的结果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财政分权在转型经济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财政分权具有收支两个维度的作用方向,导致以收入和支出等维度衡量的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而综合考虑收入和支出的财政自主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支持上述论断。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做了如下研究工作：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看,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最优的财政分权度,如果该最优的财政分权度存在约束条件,则该财政分权度是次优的。此外,从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衡量的财政分权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作用力度,表明其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实证研究支持在省级区域的经济和金融条件约束下,省级政府存在次优的以财政自主度衡量的财政分权度的结论,文章还估计出该临界值为0.545,而发现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则都不存在最优或次优的财政分权度,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的增长正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其不是通过增加收入或支出水平,而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分税制改革使得收入分权有助于东部省份的经济增长,支出分权有助于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人均收入差距整体呈现东、西、中部梯度降低的趋势；分税制改革明显有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东部省份的人均收入远大于中西部省份。以财政自主度、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衡量的财政分权度的增长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且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是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通过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增加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等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接下来本文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县级层面,选取“省直管县”典型模式的一个省作为案例来考察省级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与省级层面的发现相呼应,即在县级区域的经济和金融条件的约束下,县级政府也存在次优的以财政自主度衡量的财政分权度。文章还估计出县级政府的次优财政分权度的临界值区间为0.369-0.488,小于省级层面的临界值0.545;同时也发现县级政府的支出分权远大于收入分权,且县级层面的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具有非对称性,实证估计的结论大体上印证了文章的研究逻辑。最后,本文从城乡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的城乡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实证估计发现政府用于农村的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及政府对农村的生产性支出相对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在短期内(与城市化共同作用),在长期内都能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部分解决城市化发展中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也证实了政府支出在城市和农村具有非对称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文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和城乡收入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