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未来的基本走向和主题仍然是现代化。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要求变革发展观，而发展观变革的背后是对现代性理解体认上的变革。而今，世界历史已进入新全球化时代，“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二次现代性”甚至是“半现代性”在同一时空境遇中出现，构建中国新现代性成为当前发展实践的需要。在这一特殊语境中重新打开马克思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并与西方后现代性、反思(二次)现代性展开对话，最后得出：中国的现代性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等人的“反思(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多元之间统筹的，全面协调的”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而以新现代性为基础的现代化也是一种新型现代化。由此以苏州为个案来操作定义，反思中国现代化率先实践地区遭遇的问题，制定推进新型现代化的实践现代化指标体系和监测系统，用指标体系量化方式表现现代性观念，两者互为表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