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环，刺激这项制度产生的现实原因是社会刑事案件数量的激增和人们对以“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为内涵的公正观念的更深刻理解。现在世界各国都遇到了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压力，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在本国建立像美国辩诉交易类似的刑事案件速决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国同样面临着刑事案件数量增加与司法成本过高的压力，所以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良，以提高我国的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是大势所趋，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不一定完全适用，但是它无疑给我国破解眼前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对一项制度的借鉴也好，移植也好，必须建立在对此项制度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包括其产生的根源、社会背景和适用情况等。本文第一部分就从辩诉交易的起源说起。辩诉交易的根本特征是有罪答辩，因此对有罪答辩的历史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的看到辩诉交易的发展路径，法官对有罪答辩的态度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不接受到接受再到接受并且愿意给予被告人一定的量刑减让。只有当有罪答辩、量刑减让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时，辩诉交易才能产生。　　在美国，辩诉交易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法律、观念的巨大变迁而产生和发展的，查看美国辩诉交易的有关历史，可以发现，这一制度其实是美国法律对社会发展的现实回应。在起初，它并不为官方所首肯，而是在其不断发展以至成为刑事司法的主流方法时才最终为官方所承认。　　结束了对辩诉交易的历史考察之后，接下来是对美国辩诉交易的实证研究，对其研究是以时间为线索，充分挖掘程序运行各个环节的具体内容。对程序本身研究之后是对参与程序的主体的研究，程序的主体主要有检察官、辩护律师、被告人、法官和被害人。研究中以各方采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利益动因和其在辩诉交易中的权利和义务为重点，在揭示美国辩诉交易全貌的同时也为接下来研究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提供有益支撑。　　第三部分对美国辩诉交易产生和发展的根源研究是为了说明特定制度和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共生性，也为后来我国借鉴该制度和进行本土化设计提供参考。对其根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心理层面和制度层面。其中，心理层面主要有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宽恕的传统、美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和在美国流行的社会契约观念;在制度方面则主要与美国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美国检察官强大的起诉裁量权和美国刑事司法中各项旨在保护被告人利益的制度有关。所以可以说美国的辩诉交易是在现实需求的压力下，加上美国社会具有包容辩诉交易存在的心理因素，并且在与现存制度不冲突的前提下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对美国制度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看清辩诉交易的内生机理，了解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的实际运行情况;二是在对辩诉交易有了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观察我国适用辩诉交易的现实可能性，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这个可能性的分析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说明我国适用辩诉交易的障碍，大体上也是从心理和制度两个方面来研究。心理因素上，首先是个人主义和公平观念的缺位，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辩诉交易存在的文化支撑;其次是契约意识的淡漠，这可能使人们无法适应也无法接受对刑罚进行交换;第三点则与中国的公正观有关，中国一项忽视程序正义，而更加看重实质正义，为了达到实质正义，人们宁愿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与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是不同的。在制度上的分析也遵循着前面研究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路，即从诉讼模式、检察官和配套制度方面来分析。另一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应用辩诉交易的本土资源，这将成为我国建立自己辩诉交易制度的依托，首先是我国当下提高诉讼效率的现实需求;其次是我国传统的诉讼观念和诉讼制度中有可以与辩诉交易制度相衔接的内容;最后，国际化的趋势给我国的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与我国的法律与国际接轨的趋势相符。事实上，对于任何所谓障碍和优势的考察也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国现在处于经济和政治的转型期，与之相伴随的是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辩论也不能以一种静止的心态去面对，只要明确我国法律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且知道辩诉交易中所包含的价值符合这个方向，那么就应该认为这是个可以并且值得尝试的制度。当然，在构建我国相应制度时要把握好一个度，那就是处理好制度的超前性与社会的可接受程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在最后一章，对于我国相应制度的设想上，笔者并没有事无巨细的给予明确，而是更多的以建议的方式给出一个方向。这涉及到制度的名称、制度的适用原则、受案范围、审查机制和救济机制等。当然，在建设新的制度时需要立法者有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攻坚克难的决心，使制度的建设循序渐进，并且将其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