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由中国主倡的政府间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其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与其它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亚投行开业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在此期间,亚投行充分学习和借鉴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特别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经验,高效完成了建章立制和组织结构建设,探索创新形成了一套适应亚投行发展、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治理机制。在“精干、廉洁、绿色”的核心理念支撑下,亚投行框架下的相关合作进展顺利,显示出良好的运营状态。总体来说,亚投行的成立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国际机制为基本研究框架,结合国际公共物品、国家政策理性选择等国际政治理论对亚投行成立的背景、与成员的关系、组织结构、项目运营和成立意义做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亚投行成立的全球、区域和中国国内背景。首先,长期以来,牙买加体系本身的缺陷和传统国际金融机制治理能力的不足造成国际经济动荡不安,而传统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既不能弥补体系的内在缺陷,又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越来越难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传统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继续以“华盛顿共识”为理念,难以反映当前国际格局变化,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亟待改革。其次,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下,亚洲的经济发展存在诸多难题。同时伴随亚洲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问题就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形成严重的瓶颈,成为亚洲地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提高竞争力的威胁和减贫的绊脚石,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和充足的资金存量之间的“悖论”,急需建立新的、有效的多边金融机构以促进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推动亚洲经济发展。第三,中国长期被西方国家指责为“搭便车国家”,渲染“中国责任论”。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亟须开展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以确保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二章主要从法律和政治角度分析亚投行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从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开始,亚投行成员规模不断扩大。这些分批次参与筹建或后来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大小、发达程度、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从法律上来说,亚投行将成员分为域内和域外成员,并且规定域内成员与域外成员的区别。同时,亚投行对迎接新成员“包容、开放”的态度,体现了中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传统精神。从政治上来说,自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开始,不同类型的国家根据地理位置、国际关系和发展战略对亚投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大批域内外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筹建和加入亚投行上表现积极,广大域外新兴经济体或区域大国也希望通过亚投行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响应,而是冷眼旁观。本章通过对比以菲律宾和英国加入亚投行历程为案例,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加入过程中的政策考量进行透析。第三章着重对亚投行的组织宗旨、机构设置和运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组织宗旨上,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区域金融合作的宗旨,既是对现有机构的补充,又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机构设置上,亚投行基本上承袭了大多数国际组织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三层治理结构”,在借鉴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模式经验、教训的同时探索创新形成了一套适应亚投行发展、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治理机制,例如采用无报酬、非常驻董事会形式,并根据精干、高效的原则设置内部机构,按照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招录银行员工。在争端解决机制和监督机制上亚投行进行了初步规定,仍处于建设当中。而最能体现亚投行是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是亚投行的表决制度。亚投行在表决程序上充分地吸收了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经验,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在份额上兼顾域内域外成员利益,尊重各国的认缴意愿,在投票权分配上设置了稳定的创始成员票和基本投票权,在表决机制上不追求一票否决权等。亚投行还规定了财政制度和与外界关系。第四章讨论了亚投行现有项目运营情况和面临的挑战。亚投行的业务主要是围绕着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展,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复合部门、电信、交通、城市建设、水利等类型,主要手段是独立融资和联合融资,联合融资还包括与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和与PPP模式。亚投行的主要合作伙伴包括EBRD、亚开行、世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多边机构,表明了亚投行是国际发展领域的新成员、新伙伴,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在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经济需要新的动能的情况下,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联合融资项目为亚投行的良好开局奠定了基础,不过仍有巨大的进步空间。而PPP模式为亚投行的项目开展提供了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资源和优势,但也给亚投行的项目运行提出了挑战。未来亚投行需要继续提升业务能力。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主要论述亚投行成立的国际影响、区域贡献和对中国自身发展的作用。首先,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物品”作用一方面指基础设施升级带来的互联互通便利,另一方面指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亚投行的成立是在全球治理朝着“西方与非西方共同治理”发展背景下,中国积极发挥大国作用的开始,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的响应,而亚投行巨大的影响力也将反推国际金融机制改革。其次,亚投行的成立是实现亚洲基础设施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机遇和动力,迎合区域发展的需求,为金融危机以后发展停滞的亚洲地区提供新的刺激点,同时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尤其是金融一体化进程。最后,亚投行将将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提供投融资平台、争端解决平台和国际协调平台。亚投行的成立也是中国全球经济治理地位提升的标志,对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步伐、释放过剩产能、提升国际影响力等创造环境。结语部分主要对本文研究进行了概括和反思,特别是对亚投行研究的特点、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待研究的问题做了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