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私人资本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增加,私人资本引发的投资争端也随之增多。为了更好地解决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世界银行在20世纪60年代倡议订立了《华盛顿公约》,并依据公约设立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中国自1993年2月加入该公约,目前已经近30年。在私人国际投资中,基于种种原因,投资方常常通过在东道国设立法人,利用该法人进行投资。鉴于这种投资安排的普遍性,公约在第25条第2（b）款做出特别规定,该法人因受外国控制进而将其视为具有另一缔约国国籍,并赋予其在ICSID仲裁中的权利和地位。公约第25条第2（b）款规定是为了更全面地解决私人国际争端,然而该条款却没有对“外国控制”因素做进一步说明,导致不同的仲裁庭理解不同,适用不同,以致在仲裁实践中产生了看似诸多不一致的裁决结果,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争议。本文试图从公约规定的“外国控制”因素本身出发,对ICSID部分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根据不同文件对“控制”因素的不同规定,探究在《华盛顿公约》和ICSID仲裁机制下不同的“外国控制”因素对ICSID管辖权的影响。本文主要分为4个部分,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结合ICSID仲裁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归纳总结关于“外国控制”因素主要的争议问题和争议焦点;然后,围绕《华盛顿公约》本身的条文规定,发现公约虽然对“外国控制”因素没有进行明确规定,但公约本身并没有禁止仲裁双方对该因素进行意思自治,自由约定,ICSID也尊重仲裁双方的意思自治。接着,从常见的意思自治形式出发,从投资协议、投资协定、多边投资协定等多个方面研究意思自治下的“外国控制因素”对法人管辖权认定的影响。最后,详细梳理和分析了外国控制因素和ICSID管辖之间的关系,并从资本控制和管理控制、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实质控制和表面控制、控制的时间节点等方面做了详细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一、明确了国籍和“外国控制”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他领域关于控制因素的规定与公约中的规定作对比,以期确定“控制”因素的真正内涵,进而探究ICSID关于管辖权认定的内在规则。二、围绕外国控制因素,从《华盛顿公约》、投资协议、投资协定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在分析过程中强调了资本控制的重要性,创造性地将管理控制的概念引入ICSID的研究,从管理控制的角度对资本之外的控制因素进行归纳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