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題名為《六朝“異物志”與文學》。文章分為上下兩編,共計37萬字。上編是基於文獻學、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是下編研究的基礎;下編是六朝“異物志”與文學,尤其是志怪小說、辭賦兩種文學類型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也是上編的深入探討。上編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第一節首先探討“異物”一詞的由來,並對該詞的中心詞義進行界定。通過梳理文獻可以發現,“異物”被連用作一個詞語的語言習慣,可以追溯至先秦文獻中,並在歷代都延續使用。該詞有一層核心含義,專門指代來自絕遠地區的珍奇之物。在這層詞義的支持下,使“異物志”形成一種固定著述類型獲得了可能。第二節查看歷代史志目錄對“異物志”的文獻歸類情況。“異物志”的文獻歸類方式大致經歷了唐前、宋、清三個時段的調整,但始終沒有脫離“史部·地理類”的範疇。這也可以看出“異物志”本身帶有的濃厚地理色彩。第三節討論六朝“異物志”集中出現在南方邊遠地區的原因。這一現象很早就為學術界所注意,前輩學者也曾進行討論,認為漢武帝經略嶺南後,南方地區漸與中原腹地相同,促成了六朝“異物志”的勃興。本文認為,除南方與中原漸通等歷史、交通層面的因素外,中古時人掌握新增知識的需求,以及知識積累成熟後、學科自然細化等因素也應該被考慮到。第二章對六朝時期幾種重要的“異物志”進行文獻梳理,考訂它們的具體成書時間、同書異名情況以及部分佚文的真偽問題,旨在為全文研究提供可信的文本依據。本章共選取五種存留佚文較多的“異物志”作為考察對象,分五個小節進行,其中兼帶涉及的他種“異物志”再隨文具體舉證。第一節探討楊孚《交州異物志》。明人歐大任《百越先賢志》中大篇幅的《楊孚傳》常被引為楊孚生平的信史,本文對其真偽性提出懷疑。該文很有可能是後人仿《後漢書·賈琮傳》而撰寫的擬作,楊孚生平在唐前文獻中鮮有記載。另外,幾種比較重要的楊孚《交州異物志》輯本都存在多處文本訛誤,本節將逐條梳理。第二節探討萬震《南州異物志》。首先,從書中某些行政建置的出現時間來看,該書的成書年代或並非向達先生推斷的東吳前期,而是後期。其次,通過考察《吳時外國傳》《扶南異物志》兩種著作的書名在歷史上出現的先後順序,也可以發現二者實為一書,該書唐前異名多與“扶南”相關,唐後《外國傳》一名逐漸覆蓋本名。最後,通過比對《扶南異物志》與《南州異物志》的文本可以發現,前書是後書的重要史料來源。第三節探討《南中八郡異物志》。該種“異物志”比較神秘,成書時間也有爭議。本文通過考察“南中八郡”這一特定地理稱謂的出現時間,推斷該書的成書時間約在西晉太安二年（303）稍後,反映的是曹魏後期到西晉後期蜀中大亂前,漢人勢力在南中地區的發展情況。第四節探討《涼州異物志》,這也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種專記西域地理的六朝“異物志”。關於該書的成書時間,劉緯毅先生所持“前涼時期作品”的精準推論可備一說,但根據本文所掌握的材料,只能支持得出“五涼時期隴西文人作品”的結論,更深層次的推論,亟待進一步挖掘史料。另外,張澍《二酉堂叢書》本《涼州異物志》作為該書的一種重要輯本,存在較多錯輯現象,尤多與萬震《南州異物志》佚文相混,本節將逐條考訂。第五節討論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該書的成書時間有“隋時說”、“吳末說”和“晉初說”三種立論。本文認為,該種“異物志”一文中出現了大量晉時地名,說明其最終成書時間應在入晉之後。並且,從其中各級行政建置的上下隸屬關係來看,比較符合太康三年（282）之後的狀態。從作者對某些地名的稱呼習慣來看,他很有可能是由吳入晉的文人。另外,張崇根先生輯本也存在一些錯輯現象,本節將進行考訂。第三章通過解讀六朝“異物志”所傳遞的物產、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的信息,考察六朝時期漢文明地區與邊遠新知地區的溝通交流狀態,旨在全面描述當時正處於急劇變化中的外部世界,同時也為下編的文學研究提供相應的歷史背景。中古時期的“中國”正在不斷地擴大,漢文明與周邊異文明相激相蕩、相融相生,人們的世界觀也正隨之發生改變,這一點在“異物志”中體現得尤為淋漓盡致。文章按空間區域劃分為四個小節,分別為“南海地區”、“嶺南地區”、“西南地區”和“西域地區”,每一節先在開端對相應的地域概念進行空間界定,隨後結合“異物志”以及相關史料,具體解析這一時期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外部世界。第四章是時間軸上的延續性研究。文章將視野延展到唐朝之後,考察六朝“異物志”在唐後的發展流變問題。“異物志”不獨六朝有,唐代亦有,只是已近志怪小說一流。唐後,盛極一時的“異物志”陡然出現創作數量急速下滑的頹勢,這一現象前輩學者已經注意到了,但未及作出深入探討。本章以梳理中國古代物產專志的產生與流變為研究方法,第一節先指出,“異物志”的本質為“物產專志”,而在以“異物志”為主要撰述形式的中古物產專志出現之前,早期物產信息分散於各類文獻中,具有零散化和簡單化的缺點。第二節進一步指出,六朝“異物志”作為一種成熟的物產專志,本身具備一定的特點和優點,包括地域明確、內容單一、記述翔實、追求科學、命名統一等五點。第三節探討六朝“異物志”在唐後的具體流變方向。唐後物產專志的編纂形式走向多元化,至少流變為三支清晰的脈絡:一支為紹繼六朝“異物志”寫作精神的物產地理雜記;一支為衝破地域局限、流向全國的各類《物產志》《物產表》及《土產表》;另一支則發展為各類物產譜錄。第四節探討宋後地方志對單行的物產專志的影響。宋後地方志修纂體例逐漸成熟,其中常附有《物產》一門,多以“條目”和“注釋”相結合的方式撰寫,以更大的容載量和官方編纂的手段,逐漸替代了各類私撰物產專志,成為記述土產、傳播知識的主要渠道。下編進行六朝“異物志”與文學關係的研究。為避免陷入瑣碎和無重點的研究狀態,文章重點選取了兩種與“異物志”有密切關係的文學類型,分別為“志怪小說”和“辭賦”。下編共四章,分前後兩部分。前兩章為“‘異物志’與志怪小說關係”的研究,後兩章是“‘異物志’與‘異物’辭賦關係”的研究,研究時間段都界定在六朝。每一部分的前一章為相關理論闡發,後一章各安排三個典型案例,章末再錄附記,為相關延展性研究。第五章,即下編第一章,探討六朝“異物志”與志怪小說之間的關係。第一節先對“記載異物”的學術傳統追根溯源,認為可追溯至《山海經》,尤其是《五藏山經》部分。而從記述風格來說,六朝“異物志”更近《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志》等正史民族志。它們都以平實穩健的筆法營建了當時新知的外圍現實世界,有意識地剔除了諸多神話傳說。第二節分別關注六朝“異物志”中的“志怪色彩”,以及六朝志怪小說中的“異物”形象。六朝“異物志”中有許多在今人看來較具志怪色彩的內容,但通過梳理文獻可以發現,這部分內容並非“異物志”獨有,在同時期的州郡地記、志怪小說、字書辭書、史傳注解以及道教文獻中也可見類似記載,屬於當時的公共知識。受制於當時不甚發達科學認知水平,而不能作出突破性的科學解釋,故而“異物志”保留了這部分文字,刻意進行文學增釋的成分並不多。而六朝志怪小說中的“異物”,則成為了溝通“冥想世界”和“現實世界”的橋樑,其形象匯集了人們對遠方世界的想象。它告別了“異物志”中單純土產的形象,具有明顯的文學修飾色彩,是一種“文學”與“地理”的雜糅。在六朝時期發達的釋道思想的浸潤下,志怪小說中的“異物”常被描述為具有某種超自然的力量,這一現象在“異物志”中比較少見。第三節探討六朝“異物”知識在志怪小說中的深層次滲透問題。人的認知過程往往遵循這樣的規律:當對某種事物的熟知達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接着滋生出更深層次的喜愛。六朝志怪小說中的某些故事情節,就較好地展現了人們對“異物”從“求知”到“求趣”的發展過程,甚至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新的世界觀。本節先揭示志怪小說中潛藏的“異物”知識對解讀小說文本意趣的觀照,揭示出地理知識對文學趣味產生的影響,再以“遠國異民”和“殊方異物”為兩個考察點,探討地理知識積累到達一定程度後,對時人構建新的世界圖景所起的作用。第六章安排“大尾羊”“通天犀”和“火浣布”三個個案,具體展示六朝志怪小說中“地理”與“文學”雜呈並進的現象。章末附記“切玉刀”一物,其早期史料與“火浣布”同源,為避免論述因文獻摻雜而陷入混亂,故安排在附記中單獨展開。第七章進入到“異物志”與辭賦文學關係的研究。該章分五個小節進行。第一節首先說明六朝“異物”古賦的文本存在狀態,這是進行深入研究的文獻基礎。六朝古賦多無完璧,需要依賴類書等文獻進行輯佚鉤沉,而二次徵引的文字往往是一種歷史選擇的結果,其中隱藏了後世編纂者的文學審美趣味和評判標準,可能掩蓋了歷史本真。故本節先探討唐宋類書編纂者在甄選六朝“異物”古賦時,其中最為重要的三種取捨標準,及這一衡量標準下古賦文本面貌的具體呈現方式。第二節探討“異物”題材賦作在魏晉時陡然興盛的文學現象及相關原因。魏晉之際,“異物”擺脫了鑲嵌在漢大賦中的附庸地位,成為了單獨吟詠的對象。本節從漢魏以來詠物賦所涉擬寫對象入手,指出:詠物賦在漢代時已較為發達,所涉物類十分豐富,後代作家意欲再創新高,方法之一,即不斷開拓更為新穎的擬寫對象,而這時不斷湧入人們視野的“殊方異物”就是一種很好的選擇。後三節探討“曹魏”“兩晉”“南朝”三個歷史時期的“異物”辭賦創作情況。志怪小說通過“異物”關注“冥想世界”,辭賦則通過“異物”關注“現實物質世界”。建安時期“異物”古賦的主要創作者為曹丕、曹植及其麾下文人,賦作多誕生於集會之上,作品反映個人情志相對較少,句法仍受到漢代詠物賦的影響,好用類騷體句式,又好“以物寓德”。小節末附錄東吳“異物”古賦創作情況,從同一時間軸上的不同空間橫截面,查看區域間的文學、文化趣味差異。兩晉時期,尤其是短暫的西晉王朝,卻是“異物”創作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的“異物”賦作擬寫對象全面拓寬,作品數量眾多,名家名作輩出,而且顯示出鮮明的時代特色,被後世評為“新製連篇”。作品重視知識性和文學性的結合,體現出作家的博物學功底。從修辭藝術上來看,辭藻更為繁縟、華麗,句式則突破建安時較為單一的類騷體,更向駢儷化發展。兩晉時期被收入《藝文類聚》的賦作最多,也可以看出後世對該時期“異物”古賦文學成就的肯定。南朝“異物”辭賦的寫作出現了兩個創新方向:第一是形式的求新,代表作為江淹《草木頌》十五首,這組作品標志着擬寫“異物”的作品告別了“一賦吟詠一物”的單一形式,不僅開始向鄰近文體“頌”發展,並成功借鑒了“組詩”的形式;第二是審美趣味上的求新,這一時期對“異物”的審美方式不再拘泥於魏晉時“美”的範疇,開始出現一些借物喻人、富有俳諧趣味的諷刺文,代表作是范曄《和香方序》和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這些文章在深諳“異物”性狀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異物”特有的物理性狀熔煉成一種文學意趣,借物喻人,嬉笑怒罵,亦莊亦諧,饒有趣味。最後一章以“安石榴”“檳榔果”“鸚鵡鳥”三物為個案,探討六朝時期圍繞此三物進行的辭賦創作。章末附記是空間上的延展性研究,從平安朝日本國家最高文官選拔考試“秀才科”中保留的都良香策問藤原佐世《辨異物》一文,來看平安日本對六朝地理博物知識的接受、理解和運用。全文末尾附錄中收錄了5條札記,乃是筆者在校對“異物志”佚文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篇幅短小、內容零散,考慮到結構的平衡,不宜放入正文之中,權以札記形式附錄末尾。另外,隨文在相關章節之後附錄了輔佐論證的表格,對相關問題進行全局性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