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汉代几乎没有人将《大学》独列出来讨论。到唐宋,佛学大兴,韩愈奋起排佛,《大学》开始受到关注,“格物致知”陆续有新义阐发。宋代理学思想发展迅速,学者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为格物致知为学之方提供了形而上根据。以程颢为代表的是本体即工夫的理论体系,其特色是阐明本体则物澈明,一本而无待。以程颐为代表的是横摄理论体系,分别本体与工夫,以工夫的积累为手段,以体悟本体为目的。而以杨时为代表的“合内外”理论体系,立足于程颢的一本论,着力于融摄主客内外,调和二程理论。明代学者对“格物致知”概念的阐发更注重本体与工夫的醇化,以王阳明为代表,王阳明以一心融摄天、理、物,合心与物、知与行、格物与致知、本体与工夫为一。但其后学难以领悟其融摄之旨,导致本体与工夫二分。从明中期至明末,对朱学与阳明学的总结与批判从未间断,然而这一时期,朱王两种格致学说也显示出融合的趋势。然而无论是湛若水期望通过定义心体与万物为一,还是罗钦顺格取消物我对立的努力,抑或是王艮及刘宗周回到《大学》文本中寻找格物致知与明德合一,均遭遇了困境。清代哲学家对明后期儒家格致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多抛宋学与王学之争,重新挖掘格致的内涵。在格物功夫上,这一时期普遍追求工夫外在,实实在在地格物。随着思考个体和时代的不同“格物致知”概念不断丰富与深化。对这种流变的研究可以显示每个思想家对“格物致知”的深入思考,探究在每个时代中“格物致知”内涵所显示出的共相与殊相的原因。对“格物致知”概念的研究既可以由一个概念而辐射每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色,也能够经由每位思想家的思考凸显出每个时代话语主题。“格物致知”概念的可塑性和丰富内涵对当代的儒家哲学创造性转化提供一些启示,可以深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也对当今社会知识膨胀而道德失落无归,为学与为道判然二分矛盾的解决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