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已经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蒋介石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探索，一大批理论成果先后问世。但是，目前史学界把研究的视角更多地放在了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个方面，而对于蒋介石与后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尚嫌不足。　　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1923-1937年间蒋介石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纵观这一时期蒋介石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一波三折，几经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左右蒋介石思想的核心就是民族利己主义，当然，这里所说的“己”有多重含义，既包括蒋介石，也包括他所代表的群体和中华民国。蒋介石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有利于己方时，便趋之若鹜，大力合作。甚至在感觉利大于弊时也能做到隐忍不发;一旦觉得弊大于利时，便与之决裂。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也是中俄两大民族关系史的组成部分，必然体现了民族利益的契合与冲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这段时期内，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基本看法是，中共的力量尚不足以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无论是大革命期间还是抗日战争期间）。这种观点决定了其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和中共的态度，虽然对方曾严重地伤害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它们仍然把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作为合作的主要对象。当然，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除了在于苏联、共产国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没有对各种力量作出科学分析之外，还在于与中共相比，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着优势和主要角色的位置。　　从整体架构上看，本文首先论述了1923年访苏之行对蒋介石产生的深刻影响。苏联、共产国际对西北军事计划开始支持、后来反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变化及其对外蒙古地区的觊觎，都对蒋介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并促使他改变了访苏之前对对方的良好印象，开始采取敌视和防范的态度，这种态度终其一生未曾改变。访苏归来后，蒋介石为了谋求个人政治前途，选择了利用外力丰羽翼的策略，隐藏自己的真实态度，转而支持联俄联共的政策，借助中苏合作的机会壮大自己力量，把苏联的援助和苏联顾问作为了自己不断向上攀升的“借力点”。　　其次通过对档案材料的分析，论文阐明在1926年初，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苏联、共产国际制定了“争取喘息时间”的方针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帝国主义让步，为使蒋介石留在革命阵营而向其让步，这是在大革命中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共对蒋介石屡次让步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论文阐述了在北伐的过程中，伴随着蒋介石个人势力日益膨胀，右转步伐不断加快，而苏联、共产国际在理论和行动上却陷入了矛盾。在理论上，苏联、共产国际既希望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又不希望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在行动上，既对蒋介石不断让步，从而客观上纵容了他个人野心的膨胀，又千方百计试图把蒋介石留在革命阵营中。矛盾的理论和行动不可能制约住蒋介石，他最终叛变革命的行动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第四，论文分析了在大革命失败后，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的指导方针上开始从右向左转，实施以城市暴动、组建苏维埃为标志的激进化战略。蒋介石则针锋相对，血腥镇压，中苏关系宣告破裂的始末原因。　　第五，论文对1931-1937年间，苏联、共产国际与蒋介石处理中、苏、日之间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和原则的异同及由此衍生的政治、军事与外交的往来进行了论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来自于日本的威胁使中苏合作之门得以重启，蒋介石逐渐形成了联苏制日的策略。但在与苏联签订盟约的过程中，由于原则和立场的不同，双方始终存在着分歧。　　第六，论文概括地论及了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由合作走向冷却的过程。指出，蒋介石与苏联、共产国际间的合作与冲突决非偶然。对于双方而言，合作是为了摆脱不利的困境，冲突的根源则是因为阶级利益和民族利己主义。在合作与冲突的过程中，双方彼此间的相互评价、认识以及处理两国关系方面体现了变与不变相互依存的特点，不变是核心内涵，变是外在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