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是与重庆相对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这里高举的抗战大旗，吸引一大批作家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掀起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工农兵文学。 作家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到延安后文学创作发生的这样那样的变化，人们往往从作家生活的变化等方面来解释，忽略了与作家创作密切相关的文学体制的影响。本文拟从延安文学体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来分析作家的创作转向。 第一部分：延安的文学体制的四个方面对作家创作影响，通过党的文艺政策、文学机构和文学报刊、文学评价、作家的身份的变化对作家创作影响的阐述，厘清延安作家创作转向过程中文学体制的力量。 第二部分：以三个作家为例，论述在延安文学体制的作用下，作家创作转向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何其芳为代表的作家，创作转向明显。这影响了创作成绩，完全意义上的工农兵文学成绩不大。第二种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作家，创作有变化，但仍保留了“五四”启蒙传统，虽处境尴尬，却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三种是以王实味为代表的作家，与延安文学体制保持距离，创作基本不受文学体制影响。结果命运坎坷，创作上却有工农兵文学所不具备的个性特征。 第三部分：延安文学体制的意义。作家创作的变化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为延安文学贡献了一系列新作品，描绘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雏形。作家创作转向从多方面推动了延安文学的发展。延安文学体制对作家控制较严，限制了作家的创造性和创作个性，使得作家创作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面对体制的力量，作家们的多种选择，写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色彩斑澜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