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2004年“广东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二期)”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个体健康状况差异的社会结构机制,运用二分对数偶值模型(binarylogit model)的统计方法分析社会地位和社会网络对于健康的影响。　　 与国外的研究发现一致,作者发现健康状况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两个变量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影响个体健康。文化程度高的群体相比较于低文化群体而言,拥有较好的社会工作的环境和心理资源,因此身体状况更好；同样的道理,职业声望越高,身体状况越好。　　 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作者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网络规模和健康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关系。直接分析网络规模和健康两个变量的相关,发现网络规模和健康之间存在曲线关系,在一定规模范围内,异质性网络对于健康起着积极作用,而达到一定数量之后,网络规模反而对健康状况起着消极作用。网络的工具性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也呈现复杂关系,工具支持有优势的群体比一般优势群体健康状况差,而工具支持有优势群体和没有优势群体的身体状况则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另外,网络密度和关系质量也和身体健康相关,紧密度高、关系质量高的网络对身体健康有积极影响。　　 作者进一步解释这些研究结果,以往学者关注社会网络的正面效应,而作者提出社会交往和互动的成本和代价问题。同时,分析和比较社会地位和社会网络这两种范式如何对健康产生影响,并讨论这些发现的理论与政策意义。